但人生難由己，後來我還是到了三峽辦。
《瞭望》：你來到三峽辦後，作為綜合主管機構負責人，遇到過什麼爭議、衝突，是如何化解的？
蒲海清：大的爭議已經少多了。當然也會有一些具體問題，比如爭論很大的導流底孔封不封堵。2003年135米蓄水後，張光鬥院士（時任三峽樞紐工程質量檢查專家組副組長）多次給我寫信或者面談，要求在156米蓄水前封堵導流底孔。他講，如果導流底孔不封堵，遇到洪水，就會被侵蝕，孔越衝越大，大壩就有潰決的危險。另一部分人，如陸欽侃（原三峽工程論證防洪專家組顧問）等，就堅持反對，認為不能封，要留著衝沙。
我請教了很多專家，張光鬥是水利泰鬥啊，別人不太好意思表態。我又請教錢正英副主席，她說，可以堵，沒得問題。後來錢正英副主席就打電話給潘家錚院士（原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說，“不能讓蒲海清來表這個態，他不是專家，說不清楚這個事情。”最後就由潘家錚表態，可以堵，“有問題我負責。”
定下來後，那個夏天我天天提心吊膽睡不好，就怕遇到特大洪水損壞導流底孔，但是沒有。
又如2002年，左岸大壩曾出現裂縫，有報道講“連拳頭都能伸進去”。事實上只是表面裂縫，按潘家錚院士的講法，國際業界普遍認為“無壩不裂”。我是搞冶金的，知道鋼材是不能有裂紋的，大壩雖是表面裂縫，但還是覺得問題不小，就去請教錢正英副主席，她也認為表面裂縫不是大問題。後來建右岸大壩的過程中，通過改善混凝土的配料比，加強管理養護等措施，沒有出現裂縫，這是超世界水平的。
再如泥沙問題，黃萬里先生（清華大學教授，2001年去世）曾擔心會像三門峽工程那樣淤沙。長江不同於黃河，水的含沙量差別很大，依現在情況看來比較好。但這仍不能馬虎，既要心中有數，又要注意觀察。我們要求泥沙專家組每年提出報告，看具體情況如何、變化發展情況如何……
發電單位總希望早點蓄水、晚點放水，從排沙、防洪考慮又要晚點蓄水、早點放水好。為什麼以前定10月1日開始蓄水，就是考慮在9月中旬衝沙。現在泥沙少了，就可以提前蓄水。
三峽工程的管理體制創造了很多經驗，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國務院三峽建委以前都由總理當主任，一個副總理當副主任。三峽辦不到100號人，是公務員，和三峽總公司沒有經濟關係。還成立了質量檢查專家組、設備檢查專家組、工程稽查組，組長、成員都請國內有關方面的權威、專家擔任，在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
《瞭望》：一直到前幾年，陸欽侃等人還屢次上書中央，你介入處理過程了嗎？
蒲海清：他們寫的信，中央有關領導批過來，我們就找專家，把意見收集起來回答他們。一是表示歡迎他們對三峽工程提出意見和建議，二是介紹他們反映的問題我們將如何處理。
像移民、生態、泥沙、污水處理、學校遷建、交通、地質災害處理等，都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後來我們採取很多措施，通過政策調整、加大補助、捐贈、對口支援，解決了很多問題。還有清水下洩對下游的衝刷，也在研究並採取措施。所以我講：反對三峽工程的人，也是為三峽工程的成功建設做了重要貢獻的人。他們的不少建議和意見都在實踐中采納了。
“不能簡單講‘估計不足’”
《瞭望》：1985年你以四川省副省長身份參與移民論證，提了些什麼意見？
蒲海清：當時有一種意見認為，移民後靠、種柑橘就能解決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不行的。還有一些國外的友好人士提出在庫區建兩個百萬人口的城市，就把百萬移民順利安排了，看來也不現實。
我做副省長兼任計經委主任時有一個經歷：四川有個升鐘水庫，移民後靠以後，海拔提高了，帶來很多問題。我去調研發現，一是糧食減產。後靠以後，種糧的土地海拔高了一些，無霜期減少，氣溫降低，土質變薄，收成比原來減半，過去我們沒有這個概念，也沒有這個實踐。第二個也是過去想不到的，蓄水後，水位上升，形成許多河汊、庫灣，道路交通成問題，對庫區生產、人民生活、學生上學等帶來很多問題。
有了這個經歷，我們向主持論證工作的錢正英同志匯報，她很重視這些問題。她贊成開發性移民的方針，要搬得出、穩得住、逐步能致富，對後靠的問題，她要求採取多種方式，不能光靠種柑橘。
三峽移民的經費和過去、和1992年以前的移民比是較好的，人均兩三萬，在1992年看來，整體上還可以。但現在看來不能滿足“搬得出、穩得住、逐步能致富”的要求，要適當調整。
《瞭望》：1999年加大了三峽移民外遷力度，這個政策是如何調整的？
蒲海清：這已是朱 基同志當總理兼任國務院三峽建委主任時決定的了。我們反映過，重慶的環境容量太小了，有的移民就三分多地。
中央在徵求意見時，當時的上海市長徐匡迪同志等都贊成外遷，各省分攤一點，所以後來有19.6萬人外遷出去（包括自主外遷和在重慶市、湖北省內庫區外的安置）。
19.6萬人遷出去以後，大概在2005、2006年的時候，錢正英同志還跟我講，希望再移20萬人出去，更有利於生態和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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