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6日電／最新一期《求是》雜誌刊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的署名文章指出，要進一步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推動相關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責向新興媒體延伸，堅決清除淫穢色情和低俗內容，淨化網絡文化環境。全文如下：
今年2月，中央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八項重點工作，其中強調發展文化產業有利於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有利於拉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有利於擴大就業和創業。要在重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的同時，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文化產業發展。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大力加強文化建設”作為需要重點抓好的八個方面工作之一，強調要繼續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文化產業，鼓勵文化創新，培育骨幹文化企業，生產更多健康向上的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求。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和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闡明了文化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和重要方面，標誌著我們黨對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既是對宣傳思想文化戰線的巨大鼓舞和激勵，也為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指明了方向。我們一定要深入學習、深刻領會，切實貫徹到實際工作中，推動文化建設邁上新台階。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對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四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高度，提出了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任務。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開創了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新局面。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初步形成，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取得決定性進展，國有文化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大大增強；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整合力度不斷加大，湧現出一批有實力有活力的國有或國有控股大型文化企業；作家藝術家謳歌時代和人民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創新動力和創造活力進一步增強，主旋律作品大放異彩；廣大文化工作者改革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顯著增強，展現出良好精神風貌。可以說，文化建設的春天已經到來。我們一定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貫徹中央關於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方針政策，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牢固樹立憂患意識、機遇意識、改革意識、發展意識，正確認識和處理文化建設和發展中的若干重大關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以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為主題，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根本任務，以改革創新和科技進步為強大動力，以構建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為主攻方向，以全面提高人才隊伍素質為重要保障，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破解文化發展難題，轉變文化發展方式，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第一，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與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文化需求的關係，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做到兩手抓、兩加強，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文化需求越來越旺盛，文化消費進入了快速增長期。從總體上看，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體現人民群眾文化權益的基本文化需求，另一部分是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現階段，我們界定的基本文化需求主要包括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進行公共文化鑒賞、參加公共文化活動等。在農村，考慮到過去的傳統，每個月為農民免費放映一場電影也屬於這個範疇。除此之外，就屬於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正確區分這兩種文化需求並處理好二者關係，有助於我們對文化建設中政府職責和市場功能進行科學定位，明確文化建設的基本思路，即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做到兩手抓、兩加強，兩輪驅動，兩翼齊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必須得到保障的基本文化權益。因此，要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為骨幹，以全民為服務對象，以基層特別是農村為重點，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文化權益具有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民性等屬性。公益性，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基本上是免費服務，或是低於成本、收費很少的服務；均等性，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人窮人，不分城市農村，不分東中西部，都平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務；基本性，就是政府提供的是基本文化服務，而不是所有文化服務；便民性，就是要網點化，做到一定空間範圍內必須有公共文化活動場所，方便群眾就近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在基層，要向農村和基層傾斜。當前，要優先安排涉及農村和基層群眾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設項目，積極推進廣播電視村村通、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社區和鄉鎮綜合文化站（室）、農家書屋、農村電影放映等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建設。要大力推動公共博物館、紀念館、美術館、文化館、圖書館、青少年宮、科技館、群眾藝術館以及基層文化活動中心向全社會免費開放，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的能力和水平。要推動政府通過購買文化產品的方式在特定時段、以特定內容、向特定群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同時要繼續開展“三下鄉”、“四進社區”、“送歡樂下基層”等文化惠民活動並不斷規範，豐富基層群眾的文化生活。
對於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主要靠市場來滿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越來越成為人們進行個性化文化消費、滿足多樣化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徑。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經營性文化產業，進一步繁榮文化市場。要大力發展文化創意、影視製作、出版發行、印刷複制、廣告、演藝、娛樂、文化會展、數字內容和動漫等九大文化產業，不斷壯大我國文化產業的總體實力。要培育各類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的合格市場主體，這是文化產業的基礎。要加快構建和培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立門類齊全的文化產品市場和文化要素市場，繁榮城鄉文化市場，培育大眾性文化消費市場，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要積極鼓勵廣大文化工作者創作更多群眾喜聞樂見的精品力作，鼓勵國有或國有控股文化企業積極開發市場、占有市場，發揮骨幹作用，鼓勵非公有制文化企業積極提供多樣化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提高供給能力，努力滿足不同地域、不同層次、不同群體、不同年齡群眾豐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需求。
第二，正確認識“兩種屬性”、“兩個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做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有機統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品既有教育人民、引導社會的意識形態屬性，也有通過市場交換獲取經濟利益、實現再生產的商品屬性、產業屬性、經濟屬性。在“兩種屬性”中，意識形態屬性是文化產品的特殊性，商品、產業、經濟屬性是文化產品的普遍性。不能因為文化產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屬性，就忽視其意識形態的特殊屬性；也不能因為文化產品具有意識形態的特殊屬性，就排斥其商品的一般屬性，而是要把兩者統一起來。正確把握“兩種屬性”的關係，要求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兩個效益”即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係。不論是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經營性文化產業，都要突出以文化人的功能。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人都要有精神支撐，因此要充分發揮文化陶冶情操、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氣的重要功能。公益性文化事業、經營性文化產業，只是文化形式的差別、載體的不同，而承載的精神即文化的靈魂應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須以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己任。因此，文化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把社會效益擺在首位。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就是要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不搞產業化，但也要在內部引入激勵機制，改善服務。發展經營性文化產業，就是要在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當經濟效益同社會效益發生衝突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檢驗經營性文化產業產品和服務“兩個效益”相統一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人民群眾喜歡不喜歡、是否願意花錢購買和消費。購買優秀文化產品的人越多，受教育的面就越大，經濟效益越好，社會效益也就越廣泛。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也是空的。但如果文化產品不講社會效益，不符合人民群眾健康有益的文化需求，在某些方面管理疏漏的情況下，即使暫時會謀些蠅頭小利，但終會被邊緣化直至被逐出市場，經濟效益也無從談起。因此，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有機統一，是經營性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要鼓勵經營性文化單位創新體制機制，把面向群眾、面向基層、面向農村與面向市場統一起來，認真做好市場調研，準確把握群眾需要，在占領市場的過程中更好地服務群眾，在服務群眾的過程中更多地贏得市場，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與此相適應，各級各類評獎機制也要進一步改革，改變一些地方和部門評獎過多過濫和文化產品只面向評委而不面向群眾的弊端，把群眾喜歡不喜歡、滿意不滿意、接受不接受、認可不認可作為評價作品的最終標準，在導向正確的前提下，將發行量、演出場次、票房收入和銷售額等作為衡量文化產品社會影響的客觀指標，使評獎真正成為推動文化產品更好地面向市場、面向群眾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催生更多“既叫好又叫座”的精神文化產品，而不能使評獎成為反向調控的指揮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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