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由於國民對獨立自主的要求，日本與美國關係需要調整；對內，由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已經不複存在，日本經濟面臨危機，而五十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又給日本帶來巨大的收入差異，不平等的收入和機會，讓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日益深重，劍拔弩張，激進團體的活動引發民眾的陣陣叫好。
“收入倍增計劃”就是池田勇人政府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為解決日本的社會衝突和確立未來走向問題制定的基本政策。在決定實施這一計劃的時候，池田勇人也提出了“低姿態”、“忍耐與寬容”的執政方針。意在通過經濟的發展，彌合社會矛盾，用實際成就和看得見的好處，與激進派進行抗衡。
擴大內需與減少差距並行
為此，日本政府1961年推出了空前規模的預算案，總額達1兆9527億日元，比上一個年度增長了24.4%。這樣的數字在今天看來根本不足為奇，但對戰後一直“精打細算”的日本政府來說，堪稱革命舉動。
如何使宏偉目標不至落空呢？說到底，就是第一擴大和改變需求，也就是把盤子做大，第二是建立福利國家，也就是盡量減少社會不同階層收入的差別。
所謂擴大和改變需求，是針對此前日本經濟體系過度依賴於出口，而且是低檔次出口的情況。這種經濟結構缺乏競爭力，也不得不面對出口對象經濟情況的影響。在池田勇人時代，日本開始通過增加國民收入，促進國內消費，新的消費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今天的日本，殘存著家用電器和家具迅速進行更新換代的傳統，淘汰的家具除了極少數進入舊貨市場外，均採取拋棄後焚燒銷毀的做法。這種做法，與每一個易拉罐都要回收的做法明顯大相徑庭。這是因為家具不回收才會促進家具的生產和新一輪消費。
同時，池田政府通過推動技術革新，使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從低檔走向高檔，在出口方面從勞力型轉向技術型。有人認為，這種做法實際上“扶正”了日本的經濟結構，使其更健康而不易受到外界的衝擊。
至於建立福利國家，則是針對社會發展中不同階層矛盾重重的局面。日本政府通過稅收調節，盡量減少企業內部獲利者與普通職員的收入差別。同時，以發達國家為基準，積極發展醫療、社會保險等制度。這些制度看起來好像是“花錢的制度”，實際上，它們產生的消費也成為日本社會發展的一個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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