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身體的人性，在工業文明社會並沒有得到體現，反而日益受到壓抑，工業文明帶來的對人性的摧殘。盧梭曾經將最美好的道德寄托於原始部落，沒有工業社會的精神壓力，沒有被金錢欲望玷污的觀念，“高貴的野蠻人”比歐洲人更加快樂。而“快樂的野蠻人”都是裸體的。
後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不顧一切，遠涉重洋到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島上，與“高貴的野蠻人”一起生活直到去世。最終，他留給20世紀的人們一幅畫，提出了著名的三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高更似乎是找到了一個現成的符合盧梭主義的小社會，想讓自己融入進去，想讓自己像他們一樣快樂，但是，他還是失敗了。像“野蠻人”一樣的裸體，並不能像“野蠻人”一樣高貴，更不能像“野蠻人”一樣的快樂。
刻意的裸體已經不是裸體了，就像現代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因為裸體穿上了理念的衣裳。自然的本質是無意識，意識到了，就不再自然。
現代文明對於“高貴的野蠻人”就是病菌。早在庫克船長發現塔希提島後不久，他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們誘使他們精神墮落，我們帶給他們物欲和疾病，而這些物欲和疾病，只能攪亂他們和他們的祖先一直以來享受著的幸福安詳，此外別無其他。如果有誰否認這一事實，那麼請他告訴我，與歐洲人進行貿易，美洲土著人究竟得到了什麼？”
文明視其為野蠻，又向往野蠻人的快樂，而文明的行為，實際上毀掉了“高貴的野蠻人”的快樂。“離天堂最近的地方”，正在一點點的遠離而去。天然“裸體主義”者的人口越來越少，他們的文化也在消失之中。
為什麼創造一個生命時要遮遮掩掩，而取消一個生命時卻毫無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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