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率先將“文化”作為第一關鍵詞的學科是在20世紀成熟起來的文化人類學。它最初關注的恰恰是世界上大量的無文字社會（即所謂原始社會）。人類學的文化研究不可能採取文獻研究的路徑和範式，需要開辟以田野調查為主的新範式。按照符號學的分類原則，承載文化信息的符號物，除了語言文字符號系統外，還有同樣重要的非語言符號系統，包括器物、圖像等。近幾十年來，人類學的分支學科視覺人類學已經將圖像材料的解讀技術拓展到整個文史研究領域，催生出以國際新史學領軍人物彼得.博克的《圖像證史》為代表的創造性範式突破，即文字叙事與“圖像叙事”的互動範式。而人類學研究的另一新興分支領域是和考古學、博物館學密切相關的“物質文化”研究，在解讀“物的叙事”方面，也取得重要進展，這裡包括對人工製作的器物和自然物的信息讀取技術。如“物質性詮釋學”的理論倡導人、科學哲學家唐.伊德的新著《讓事物“說話”》所給出的諸多研究實例（中譯本，韓連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人類學及文化研究的方法創新與整合對於中國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借鑒作用。對於按照文、史、哲、心理、宗教、美術等各個學科的教育範式培養出來的學者，要學會在書寫文獻以外找到重新進入歷史文化的途徑，這雖有相當的知識跨越難度，卻代表著未來的學術整合發展趨勢，值得在高等教育中加以引導和推廣。舉例來說，《西游記》研究一直是古代小說研究的大熱點。季羨林先生根據印度大史詩中的神猴哈努曼形象，提出孫悟空這一文學形象的由來究竟屬於中國原創還是印度輸入的問題，曾引發比較研究方面持久的爭論。過去十餘年來，《西游記》研究再度發生“焦點西移”的現象，其原因就出自敦煌榆林窟的西夏壁畫和元代壁畫之唐僧師徒叙事。這些圖像符號給出的西游叙事題材，要比吳承恩寫出小說《西游記》的年代早幾百年。這一實例表明，新發現的第四重證據對文字符號材料的時空局限性而言，具有真正的突破意義。再加上來自第三重證據的田野調研信息：敦煌地區在唐宋以前是氐羌族群活躍的地區，當地居民的口碑文化中至今依然保留著有關唐僧師徒西游故事的豐富地方性叙事，甚至當地的地名中也還保留著“葫蘆河”等一批與西游題材相關的古老名號。更重要的疑問是，唐宋以前中國漢族文學中的猿猴形象多以荒淫好色的反面形象出現，唐傳奇《白猿傳》就是很好的證明。《西游記》中一個完全不近女色的猴行者形象難道要完全歸功於明代小說家吳承恩的創造嗎？第三重證據表明：猴的形象，對於自古游牧在河西走廊地區的羌人，包括建立西夏王國的黨項人，本來就曾作為其祖先圖騰。神猴能夠神通廣大的觀念，不需要等待哈努曼形象從印度傳播過來，就早已深入人心。位於中印文化交流必經之路上的氐羌文化，對於再造漢族文學傳統中的猿猴形象，為孫悟空這位深為後人喜愛的神猴形象的出現，做出某種中介式改造和貢獻，當在情理之中。毛澤東《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有句雲：“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金猴作為中國古典文學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經典符號，其文化基因中不僅存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因素，也還包含著中國境內多民族文化互動交融的因素。金猴形象的構成本身就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見證，這是過去限於單一的漢語文獻材料所無法看到的複雜情況。舉一反三地發問：中國文化中有多少早已被當成常識的問題，可以借助四重證據法得到重新認識和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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