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是文字符號與非文字符號互動所產生的研究創新契機。在此之外，還存在非文字符號獨自唱主角的情況。以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兩個遺址為例，能夠很好地說明文字文獻對於文化整體的掛一漏萬式遮蔽與埋沒情況。文字不是承載文化信息的書寫符號嗎？它對文化怎麼會有遮蔽和埋沒作用呢？當你在三星堆博物館面對高達兩米六的青銅大立人像和大車輪一般的石壁時，驚奇之餘，會想到古籍中去檢索，看看古書是怎樣記載三星堆文明的。非常可惜的是，浩如煙海的漢文古書中居然沒有一個字的記載。博學多聞如孔子和司馬遷，居然也不大知道。孔子生活在魯國，距離四川盆地相當遙遠，不知道也罷。司馬遷作為西漢王朝的皇家史官，生於秦嶺北麓的韓城，足跡遍及東西南北，他在《史記》裡記錄了雲貴高原的西南夷情況，怎麼也不知道秦嶺南麓擁有巨大青銅器、玉器和金器的三星堆文明呢？文字和史書對於古文化真相的遮蔽與埋沒就是這樣毫不客氣。若不是80年代以來的系列發掘報告，世人永遠也不會知道，三千年前就存在過如此輝煌的蜀地文明。繼三星堆大發現之後，新世紀以來再度發現金沙遺址。2007年新落成開館的金沙遺址博物館，距離三星堆遺址不過十幾公里，年代也大致相當，可是文化特色卻與三星堆有明顯不同，參天古木的殘骸及成噸重的巨型象牙堆積，表明當年的祭祀禮儀活動盛況，遠遠超出中原文明的想象。成批的精致金器連專業考古學家都叫不上名字，只好用“幾字形金器”、“盒形金器”、“喇叭形金器”這樣的說明辭來做介紹。唯有一件圓環狀的金箔，被解說為“太陽神鳥金箔”，因為工藝精湛，金光四射，既表現太陽光芒，又刻畫出象徵太陽運行的四只鳳凰，在2005年的國家評選中從1600件候選圖案中脫穎而出，獨自當選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僅此一事，足以說明物的符號與圖像符號對於重新了解和研究中國文化傳統，具有怎樣空前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其所帶來的反思空間是：中華文化多元構成的奧秘僅僅通過書面記載去把握是不夠的。在多重證據的新知識基礎上重建中國文化觀，非文字符號的認知意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文字符號。
重溫《論語》中“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的疑問，《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教訓，可以期待四重證據法的文化研究範式，在未來會還給我們怎樣一種被遺忘的中國文化景觀。四重證據之間的互闡作用，足以彰顯中國文化內部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尤其是不同地域文化間的聯繫和相互影響。金沙遺址的大玉琮，在性質和工藝風格上和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琮如出一轍。在兩地之間畫一連線，一個史前長江文明的傳播輪廓，就初露端倪了。金器的製作和使用，本不是中原文明的特長。在金沙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和中國境內出土的最古老的金器——甘肅玉門火燒溝墓葬金器，二者之間畫一連線，則西北西南先於中原發展金器的文化脈絡，也大致沿著河西走廊而顯現出來。三星堆出土黃金權杖不見於整個東亞，卻在中亞和西亞古文明中有類似物，這也是耐人尋味的“物證”線索。把華夏文明同整個歐亞大陸文明聯繫起來考察，會有廣闊的探索發現之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