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日本的考古學家藤村新一連續通過所謂的考古發掘，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進到了50萬、60萬、70萬年。日本人究竟起源於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學界一直想要解決的重大研究課題，與此密切相關的考古發掘就成為解開這一歷史之謎的重要途徑。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專門作假的“神手”。問題在於，他為什麼要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到70萬年？而且近年來揚言要推進100萬年挖出原始人遺骨？因為他要通過偽造日本歷史來改變整個世界歷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體揭露曝光，成為震驚考古學界的醜聞。這說明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社會思潮有所抬頭，某些人已經在不擇手段地粉飾甚至偽造歷史。
其實，問題的進一步複雜化，是在中國文化發源問題上，“西方文化東移造成中國文化之說”一度幾乎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20世紀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對仰韶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後，即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的，並將這一觀點寫進他的著作《甘肅考古記》一書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響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黃土的兒女》中，仍然堅持這一觀點。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甚至推測出了具體的西方文化東漸的路線。“中國文化西來說”得到不少中國學者的認可，包括章太炎、劉師培，甚至當時中國人編歷史、地理教科書，幾乎無不奉“西來說”為據，不惟坊間教科書為然，即使京師大學堂的中國史、中國地理講義，亦曾一時全采這種說法。
當然，同這種觀點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國學者提出“西學中源說”。如徐光啟、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認為中國傳統科技與西學之間存在相近之處，是受“一源輻射”影響，西學只不過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遺義”，“皆謂聖人所已言”，“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默相勘印”。黃宗羲講學時認為，西方的科學技術不過是拾中國聖人之餘緒：“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積極倡導西學的康熙帝同時也積極倡導“西學中源說”。梅文鼎、王錫闡、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學源於中學的說法，下迨清末，王韜、鄭觀應、陳熾、薛福成、俞樾、黃遵憲等依然老調重彈。這些說法，一方面表現了中國打開國門過程中“天朝上國”的民族中心觀念；另一方面，將西學納入中國學術系統中，可以回避嚴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學。
近年來，韓國申遺“端午祭”以後，一些學者提出若干違反歷史的論題：中醫乃是韓國人發明，稱為“韓醫”，老子和孔子據說都是韓國人，甲骨文乃韓國人發明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是用韓國高麗紙寫的，還要改書法、書道為韓國的書藝，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瘋狂掠奪中華原創文化為己有的民族主義成為對中國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戰，也讓中國文化走向海外面臨了更多的危機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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