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泛化’相對應，民族問題也在不斷被‘強化’，人一出生，就被確定為某一民族身份，以後的學生證、身份證、工作證都要填上民族身份。結果是，這個人一生的入學、升學、就業、升遷，都和民族身份掛上了鈎。”
“這樣不利於一些民族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們民族意識的增強，甚至高於公民意識、國家意識，不利於各族人民對中國、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利益上的衝突也很容易上升為民族問題。” 齊清順說，他贊同張春賢入疆後採取的高調發展民生、低調處理政治民族問題的舉措，尋找各族人民的共同點，將思想統一到經濟發展、民生上。但是，他也希望對“三化”問題予以解決。“比如公務員，有些職務等同於民族世襲，讓漢族和少數民族都不開心，這是制度上的問題，光靠經濟發展無法解決。”齊清順說。
“根本的調整還在於民族政策。”齊清順說，“我們的民族政策，例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優惠照顧政策，幹部培養政策，都是解放初期定下來的，但是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國家的經濟、社會、人口結構、民族關係等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民族政策卻一直沒有適當調整，來適應社會發展，這才是釀成新疆種種民族問題的根本。特別是‘7.5’事件，應該借此機會，對我們的民族政策進行總結和反思，與時俱進，而不僅僅是關心經濟層面的調整。”
但民族政策的調整顯然是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中央政府現在能做的僅僅是艱難調整利益分配格局，傾聽底層窮人的聲音，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基本的民族制度無法改變，但操作層面的政策是可以先調整的。”齊清順說，比如，教育、計劃生育、幹部選拔等優惠政策的適當改革。
事實上，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數十年來的優惠照顧，給當地民族帶來了什麼，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最大的三項照顧，計劃生育的寬容、教育考試的加分優惠、幹部選拔任用的傾斜，越來越讓當地漢族人的不滿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少數民族的生存境況。不加節制的生育、升學考試的優惠、幹部任用的民族劃界甚至限制了進步，並不是促進民族整體活力的根本之途。
縱觀中央的“治疆之策”，從維護社會穩定到促進新疆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穩定與發展的主線條始終貫穿新疆的各項工作，中央對新疆的定位也非常明確，是保持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省區。
或許可以這樣解讀，在全國各地援助新疆的大好局面下，張春賢面臨的是一個充滿希望，又問題重重、有別於內地省區的複雜社會。從現有的治理思路來看，經濟上高調富民，文化、政治上低調調整，恐怕是最現實的路徑。在這一路徑下，維持新疆的長治久安，將是張春賢對新疆各族百姓、對整個國家最大的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