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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菊”互動微妙 |
1970年代，高雄市隨著台灣工業發展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以後，大量的重工業在此設立，也讓勞工的型態從女性轉化為男性。只是，1970年代以後，台灣的政治已經在外在環境的挫折下，逐步向民主化轉型。在這種政治氛圍之下，這群新進入高雄市的男性勞工，不但沒有因為在“國營事業”就職，而去支持國民黨，反而變成“黨外人士”煽動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主力。1979年所爆發的“美麗島事件”，就是在高雄市爆發最大規模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標誌性事件。由於有這樣的社會經濟特質，國民黨過去習慣以“派系政治”作為鞏固地方政權的作法，在高雄市就成了一個特殊的“化外之地”。
由於有這樣的社會特質，高雄市從升格為直轄市以來，很少有在地的政治人物當上高雄市長，例如早期國民黨籍的市長王玉雲是從澎湖到高雄市經商；後來的吳敦義，也是出身南投，在台北政壇發跡以後，轉戰到高雄市；而民進黨的謝長廷、陳菊，哪一個又是出自高雄市的政治人物呢？
再以這些擔任過高雄市長的政治人物背景來看，他們看起來都有一股草根或草莽性，不能有高學歷，也不能太“布爾喬亞”，要能跟勞工群體融合，還要有流利的閩南語，最好還要懂得一點“高雄式的方言”。所謂“高雄式的方言”，就是一種特有口頭禪。
再從高雄縣的政治特質來看，高雄縣雖然跟高雄市毗鄰，但高雄縣卻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在國民黨的操縱之下，它形成紅派、白派、黑派三個派系，紅、白兩派是支持國民黨，黑派則是支持民進黨。
而高雄縣地方派系之所以能夠長存，主要是來自於對土地佔有的多寡，不必然是由意識型態左右。例如，高雄縣的黑派是由已過世的大家長余登發所創，余登發雖然過去是跟“黨外人士”站在一起反國民黨，但他會反國民黨主要是他在擔任縣長時大舉擴張自家的土地，惹得國民黨非除之而後快，這也使得余登發幾上幾下，就是沒法把縣長的職務完整的就任期滿。
雖然如此，余家對土地的擴張卻是不於遺力。例如，高雄縣人民就流傳一句話：“所有高雄縣新開設的大馬路，每一條都會經過余家的土地”。儘管如此，但余家有大面積的土地，卻是他們從事政治的資本，高雄縣民婚喪喜慶，大都可以看到余家的身影。
就舉一個我自身的例子來看，我父親在1998年去世的時候，當靈柩還停放在老家的大廳時，有一次余家的女兒余玲雅車子剛好經過我家門前，她後來倒車回頭上香。雖然我家沒有發給余玲雅訃聞，但出殯那一天余家自動具名送輓聯、花圈和奠儀。在這以後，原本極力支持國民黨的我的大哥，以後幾乎都把選票投給余家。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我大哥一直住在高雄縣老家，他還是“忠貞”的國民黨員，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高雄縣市選民特性的不同。
由於高雄縣市選民特性的不同，在高雄縣競選的民進黨員必須獲得余家，也就是黑派的支持，絕不能打空氣戰。但這也形成高雄縣長選票也僅止於派系支持的範圍，超出這個範圍，就很難拓展票源。但高雄市只要人格魅力足夠，他的票源卻可以無限的擴大。
在這種縣市不同的政治屬性之下，楊秋興由於人格魅力沒有陳菊強，所以他只能固守高雄縣的票源，想在高雄市開拓票源，就顯得吃力。特別是高雄縣的余家已經表態支持陳菊，陳菊即使只在高雄縣拿到四分之一的選票，但她在高雄市特有的魅力，必然可以讓她大展身手，反倒是楊秋興在高雄市缺乏魅力，他能在高雄市拿到多少票，恐怕他自己也估不出來。
在民進黨分裂的情況下，國民黨提名的黃昭順是否就有漁翁得利之處？我認為一點機會都沒有。這是因為黃昭順的人格魅力在高雄市不如陳菊，在高雄縣即使有紅白兩派支持，也只能跟民進黨打個平手。要知道，高雄縣的選票好估，但高雄市的選票卻難以估計，兩者決勝的關鍵當然是在難估的地方，國民黨若估不出高雄市的選票，就無法想像自己有漁翁得利之處。
這裡面當然還牽涉一個問題，那就是國民黨提名的黃昭順在高雄人的眼中實在太弱，而楊秋興的政見會逐步向國民黨靠攏，使得國民黨支持者可能出現“棄黃保楊”的結果，而不是民進黨的“棄楊保菊”，這是外界對國民黨最擔心的地方。國民黨如果不能把楊秋興和黃昭順兩股力量結合，他們想藉由民進黨的分裂討得便宜，恐怕只是空中樓閣，不切實際。
民進黨可能發生“南方革命”嗎？
最後，我們再來討論民進黨是否有可能發生“南方革命”，這裡有必要回到本文一開頭所提到的“南方”問題。
楊秋興在他決定參選的聲明中，特別用“南方宣言”這個名稱，代表他並沒有放棄尋求綠營人士的支持，也就是他還是堅持自己是“台灣派”。“台灣派”是從“本土派”發展而來，過去“本土派”被界定為是國民黨內的本省籍人士，阿扁執政以後，為了把“本土派”收歸為自己的支持者，遂廣泛的把本省籍支持綠營的人士，統稱為“台灣派”，這有別於“外省派”，所以聽到“台灣派”，不要直接想像成是對應大陸的“中國派”。
楊秋興的參選聲明既然稱為“南方宣言”，表示他還是要站在“台灣派”這邊，而且還說是要“選擇走人群最多的那條路”，那麼哪裡又是“人群最多的那條路”呢？表面上是指“中間路線”，但“中間路線”卻又是最不穩定的道路，唯有自己的旗幟鮮明，才有可能獲得中間選民的支持。
但楊秋興卻又沒有放棄使用“南方宣言”，代表他可能從國民黨拉到的選票會有限，那麼他想在藍綠對峙的環境中闖出一條路，還是一句老話“很吃力”。如果我們拿國際社會“南北對抗”的例子來看，一個國家一旦被界定為“南方國家”，它想一時轉變成“北方國家”，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就以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來分析，傳統上大陸就把自己界定成是“第三世界國家”，所以即使到現在大陸的經濟已經崛起，但大陸還是不願意，或者說不能貿然改變自己是“南方國家”的屬性，以致於國際社會在炒作G2格局時，大陸的領導者總要再三的否定這樣的指稱，甚至在各種國際會議的場域中，大陸的領導者還是要一再宣稱自己是“發展中的國家”。
大陸外交政策的例子，其實就可說明楊秋興的困境，他想利用“南方宣言”來“打著紅旗反紅旗”，這是不可能的任務，既然是不可能的任務，那麼他想藉由脫黨競選來達到改變綠營大本營的“南方革命”，可能性也就很低。
畢竟，“革命”能否成功，不僅是在人為的力量，還決定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兩岸雖然已經簽署ECFA，但大陸經濟的力量想要影響台灣，或者說是影響高雄縣市的社經結構，應該也並非是一時可見。既然高雄的社經結構不變，楊秋興聲明要走“最多人走的那條路”，顯然也不可能馬上形成。所以，沒有改變的社經結構，楊秋興所看到的“最多人的路”，恐怕還會是一條最孤獨的道路，而不是幫助他完成“南方革命”的道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9月號，總第15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