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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撥省籍矛盾，李登輝是煽動非理性抗爭的源頭。 |
中評社╱題：走過非理性的年代──台灣省籍意識的衝突與幽靈，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戰略學會秘書長、大學教授
6月下旬，我到宜蘭佛光大學政治系作了一場小小的講座，講座將要結束之前孫以清老師問我說：“民進黨為反對而反對的非理性抗爭，到底甚麼時候才會結束”。說實話，這是相當難回答的問題，我只能說，30年吧，30年是一代，讓民進黨革命的世代走過去，台灣的政治競爭應該就可以回到理性的正軌。
我會把30年做為政治競爭的斷代，那是我聯想到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經驗，從1949年建國以後一直到文革結束，大陸大概也走了30年的非理性時代，一直到1979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後，理性才逐漸回到中國的大地。
那麼，台灣又該怎麼算呢？從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嚴開始，台灣就進入民主化的轉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雖然被稱作“寧靜的革命”，但這場“革命”表面上看似“寧靜”，其中呈現非理性抗爭的情景卻是觸目可及，所以台灣的民主化，應該可以類比鄧小平所說的：“改革也是一種革命”的說法，今天中國的崛起，也非一帆風順的過渡，它是在內外在環境不斷進行激烈的震盪之下，造就出來今天經濟發展的成果。
台灣的民主化又何嘗不是？民進黨從街頭抗爭、議會衝撞，再到執政、失去政權，這一連串的激進過程，可以說都是“革命世代”帶領著群眾到處衝鋒陷陣的結果，在那一代的人還沒過去，他們身上還背負著許多“未完成的革命”的使命感，台灣的政治競爭，又如何能夠回歸到理性的道路上？
還好的是，如果從1987年台灣解嚴算起，30年的激進抗爭，到2017年應該就有回歸到理性的機會。而2017年又將是一個甚麼樣的年代呢？如果馬英九在2012年能連任，那麼他最後的任期是到2016年，2017年以後國民黨的領導者，應該是跟台灣民主化激進鬥爭的一代無關。
同樣的，2017民進黨的革命世代，應該也大致都該退出政治舞台，台灣政治抗爭的理性程度應該就有機會提升，所以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2017的執政者顯然都可以在比較理性的環境中進行政治競爭。
李登輝重出江湖
我的說法，其實是有所本，研究台灣政治的人，他們最感興趣的不是議題，而是在政治人物本身。例如，李登輝時代，主流和非主流的鬥爭，讓台灣處在一種風雨飄搖之中；陳水扁時代，從藍綠惡鬥，再到紅衫軍鬥扁的激進過程，理性政治幾乎是不存在台灣的天空。到了馬英九時代，阿扁因為貪腐而身陷囹圄，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比較理性的帶領之下，已經快速的帶著民進黨走出“阿扁的鎖鍊”。
可惜的是，6月26日民進黨舉行反ECFA大遊行，居然又出現6年沒在街頭上看見的李登輝，他重新出馬，台灣的政治一下子又被拉回到非理性的時代。試想，李登輝在街頭上喊出的口號“選咱自己的人”、“棄馬保台”，這些語言看似平常，但從李登輝口中喊出，聽在台灣人的耳裡，其實是充滿著非理性的話語，因為它們隱含著省籍意識、反中意識的呼喚，蔡英文這一兩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理性政治，幾乎被李登輝這兩句話給破壞了。
怎麼說呢？“選咱自己的人”這句話，很明顯的是要台灣人選台灣人，不要選外省籍的“中國人”，對許多本省籍的人士來說，這絕對有它的效用存在，不信的話，我可以用我的一些經歷來說明。
我出生在高雄縣大寮鄉的一個農村，周邊有許多眷村存在，眷村住的都是跟隨蔣介石到台灣的大陸籍老兵，蔣介石為了保護這些老兵的生活，把他們集中住在一起。
在台灣農村裡，眷村是以土牆和竹籬笆隔離外界，為了防範外人的進入，他們養了許多軍犬示警。所以許多眷村雖然跟周邊的農村很近，但他們自成一格的生存環境，不跟周邊農村進行互動，表面上大家相安無事，但村莊的隔離，也變成後來省籍隔離的最大根源。
我記得自己在念小學時，班上有一些眷村的同學，老師特別把他們安排在教室的一個角落，下課時盡量避免跟其他本省籍同學玩在一起，他們說國語，跟一般同學說閩南語，形同兩個世界的人。
由於學校刻意的隔離，休假日子，大家可以在各個農村找同學轉轉，但一到眷村，看到裡面凶猛的軍犬，大家自然退避三舍。可以說，我小學的眷村同學，讓大家的印象都是模糊的，不要說是我，幾乎所有本省籍的同學，對眷村的外省籍同學沒有聽說有人繼續交往下來。
長大以後到台北唸書，雖然認識過不少外省籍的同學，但有繼續交往下來的，幾乎是沒有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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