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財政”成立法障礙
如果不解決土地財政問題，即使提高了徵地補償標準，政府也會把成本轉嫁給社會，導致房價高漲。
無論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還是集體土地徵收，立法共同面對的是“土地財政”問題。沈巋直言，如果政府始終不讓利，就不可能降低地價，如果不解決土地財政問題，即使提高了徵地補償標準，政府也會把成本轉嫁給社會，導致房價高漲。
楊在明表示，集體土地徵收政府看中的是土地出讓金，補償金一畝地三四萬、五六萬，但變為國有土地後進入土地市場賣給開發商時，就成了幾百萬，政府賺了巨大差價，從物理形態上講，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應該是同地同價，但從法律性質上講，待遇相差太大。
中國社科院財貿研究所財政與稅收研究室副主任楊志勇認為，如果土地不是事實上為地方所有，也不會有中國式的土地財政問題出現。他亦直言，土地財政不見得就不好，未來怎麼改地方政府還會有土地財政，但現在靠土地出讓金，未來可能靠土地、房地產相關的稅收，“轉變的是土地財政的模式，而不是土地財政本身。”
楊志勇分析，把集體土地轉化成國有土地、轉化成國家財富的過程中採取了一些比較野蠻的辦法，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合理的國家財富流動機制。
對於地方政府聲稱的城市化資金來源問題，楊志勇坦言，靠中央來解決一部分城市化所需的資金是不夠用的，遠遠滿足不了需求，而所謂“市場價”補償因為難以說得清楚什麼是“市場”，造成了事實上操作的困難，“可能的辦法是，怎麼能讓那些農民共享城鎮化的收益，比如可以考慮入股、分紅等形式讓農民分享未來的土地收益，這樣可能會減少很多矛盾。”
在沈巋看來，解決土地財政問題有賴於財稅體制改革。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靠土地來經營城市的趨勢。農民的利益被剝奪，但隨著農民權利意識的增強，農民也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不公平。如果不改變這種情況，矛盾會越來越激化，人民就會失去對政府的信心。“立法最大障礙就是土地財政問題，這需要中央的政治勇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