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重歷史
筆者認為，尊重歷史是台灣當局帶領台灣人民消除“反共”心態並重塑“中國”觀念的根本途徑。兩岸的政治現狀根源於兩岸的歷史，特別是國共鬥爭史，因此兩岸關係及其核心的政治定位問題只有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去找尋答案。尊重歷史不是重翻國共恩怨的老賬，而是要使心態平和、客觀，從而對現狀有更清醒的認識。以尊重的心態反思歷史，是當前國民黨當局應負的重大責任。
台灣當局要尊重的歷史史實是：經過國共三次內戰，以及抗日戰爭，國民黨及其政權的確失敗了，中華民國的確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國民黨有勇氣承認這一點，才是尊重歷史。但是國民黨當局在不服輸、不甘心的較勁心態下對此始終不願承認，只講兩岸現狀。馬英九歷次給大陸領導人的“16字箴言”都將“正視現實”列在首位。
不談歷史，只講現狀的結果就是，國民黨堅持“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將“中華民國”看作是與大陸抗衡、競爭的憑藉，因此難以擺脫兩岸處於類似“階段性兩國”的“一中各表”的政治定位（當然這種“兩國論”與“台獨兩國論”是有區別的，參見筆者在《中國評論》2009年10月號上的文章《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本質特點》）；追求兩岸“對等的政治地位”，也導致兩岸和國際上的“兩個中國”的實際效果。這樣的大陸政策與兩岸政治定位，使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台獨”論述的窠臼，不可避免地隨“台獨”勢力的議題操作而起舞，增加了大陸對國民黨大陸政策的疑慮。加之馬英九的“拒統”路線，以及其本身就帶有較強的“反共”、冷戰思維（參見筆者在《中國評論》2010年2月號上的文章《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就更不利於國民黨自身心態的調整，也就無從引導深受反共教育毒害的台灣人民化解“反共”心態、放棄冷戰思維，不利於台灣人民重新認識大陸，重新認識兩岸關係，也難以重塑“中國”觀念。實際上，國民黨尊重歷史，透視現實兩岸政治和國際情勢，並在此基礎上順理成章地提出兩岸新論述，遠比民進黨始終難以自圓其說的“台獨”論述更容易獲得人民的理解與信任。
（二）直面現實
筆者認為，正視“中華民國”架構以及國民黨政權的事實存在，是大陸要直面的現實。大陸要承認國民黨政權雖然失敗但並未被徹底消滅，甚至還在中國的國土（或說“中華民國”的國土）－－台灣發展壯大了；同時，國民黨將“中華民國”這個已經被終結的“國家架構”扛到台灣並延續了下來，因此才有了兩岸政治關係的現狀。
實際上，在直面現實上，大陸的客觀性已經遠遠走在了國民黨的前面。因為，大陸“一國兩制”、新“一中”內涵（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的提出，都是在尊重國共兩黨歷史恩怨、正視兩岸政治現實的基礎上提出的。可惜前者被汙名為“矮化台灣”，後者則沒有得到台灣正視，沒有做出任何明確的回應。
筆者認為，“一國兩制”是大陸以兩岸各自的現實政治經濟情況為基礎，以和平為途徑，以統一為框架，所擬定的兩岸統一的路線圖。鄧小平先生早就表示，“一國兩制”是維持兩岸各自現存制度不變，而這個不變將是長期的，他以“50年不變”為比喻，更明言“百年不變也沒有關係”，因此，“一國兩制”實質上已經包含了對兩岸兩個政權的承認，也是維持現狀的一個構想，只不過這個現狀要在統一的架構內來維持，有了統一的架構，兩岸可以長期維持現狀，因為沒有了“台獨”的威脅，外國也沒有了插手兩岸事務的空間，對兩岸各自尋求發展，進行雙方的互助合作、共謀雙贏營造了一個根本的安全環境。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方人思維方式有極大的不同，就是善用減法而非加法，大而化之，追求大格局與總體把握，講求名正言順。面對紛繁複雜的兩岸問題，更需抓住原則，總體把握，先把整體框架搭起來，其他細節問題、難點問題則留待以後在框架內慢慢解決。“一國兩制”正體現出這樣一個大而化之的大格局，先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之名，之後其他所謂兩岸制度、權力等等現實政治利益、結構的安排分配都可在溝通、協商中慢慢的逐一商量解決。對台灣方面來說，都是中國人，“一國兩制”的思路和邏輯就這樣難懂嗎？非得以陰謀論視之嗎？如此明晰的一個構想，一個仍可以繼續充實深化的兩岸關係發展模式，卻被台當局的不正常心態所扼殺，不太可惜了嗎？台灣方面汙名“一國兩制”，對大陸新的“一中”內涵不理不睬，根在錯誤心態。
現在，在新的“一中”內涵下，如果大陸明確表示，“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屬的未來那個中國”，台灣會接受嗎？還會認為是“對台灣的矮化”嗎？如果國民黨仍然堅持要大陸“正視‘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現實”，那就不是真正“正視現實”的態度，而是仍沉溺於國共兩黨的恩怨情仇之中，不願走出來，當然也有昧於歷史。
（三）“一中”框架與兩岸交流協商
“一中”在國共兩黨間是有共識的，因此彼此有政治互信的基礎。有了這樣的基礎，才開啟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階段。但正如胡錦濤總書記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7月13日會面時所講的那樣，ECFA之後，兩岸雙方下一階段需要“增進政治互信”，應該“加強民族認同的力度”。筆者認為，“增進政治互信”的過程就是深化政治互信的過程，而達成“一中”內涵上的共識應該是兩岸建立起深層互信的標誌，它意味著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從兩岸的“互不否認”上升到了對“未來一個中國”的“共同承認”，從“一中”內涵的“各自表述”上升到“共同表述”。有了這樣的深層互信，兩岸才能掃除最大的政治阻礙，排除形形色色的“台獨”疑慮，兩岸政治協商的條件才臻於成熟，兩岸政治協商的機制、軍事互信的機制、未來走向統一的模式才可以通過兩岸協商來構建，否則，任何對兩岸關係的積極探討都難以發揮實際效力。
那麼，兩岸深層互信的建立是否有突破口呢？這可以從兩個現象上看。其一，值得提出的是，大多數台灣民眾在中華民族的認同上是有較高共識的。2009年8月《遠見》民調顯示，台灣民眾有80.2%的人自認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其中泛藍民眾比例達到94.5%，中立民眾比例為77.7%，泛綠民眾比例也從2008年的51.5%上升到66.3%，認為不是的比例則從30.3%下降到20.9%。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至44歲的年輕民眾中，自認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比例在86%至92%之間。此外，有57.6%民眾認為兩岸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筆者也注意到馬英九執政以來的講話越來越多地提到“中華民族”。就此，筆者認為，在“台獨”分裂的威脅下，兩岸挾中華民族認同的強大民意共識來促進“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一中”內涵共識，將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有機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此其時也！其二，島內媒體已經指出，島內目前新出現了一股力量，即“對台灣基層民意、對大陸的發展都有客觀認識，瞭解兩岸歷史進程（包括國共恩怨），看到台灣的籌碼已經流失而需要及早整合台灣內部共識並提出積極方案與大陸展開政治對話，處理兩岸政治定位與政治走向的問題”。筆者認為，馬英九要善於引導這股力量，因為這也許是未來真正不具敵對心態、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一股“中間力量”。
兩岸敵對心態的消除還離不開兩岸交流、協商。其之所以必須，是因為不交流、協商就難以深切體會對方的利益、彼此的感受，難以深入理解對方立場，就難以增進互信，鞏固互信；是因為兩岸心態的調整過程中仍會有複雜而多元因素的干擾，除了“台獨”因素的干擾之外，隨著兩岸交流領域的擴大、交流內容的深入，兩岸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民眾素質、社會面貌等的差異更會彰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交流首先會更加強化各自的特性而非共性，從而產生新的負面心理，這些負面心理也會與固有的敵對心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會被“台獨”等分裂勢力利用，因此，兩岸社會心態會更複雜多元，兩岸關係的融合還會面臨更多更深刻的挑戰，這就更離不開兩岸各領域、多層次的交流、溝通、探討，以使負面心態的干擾降到最低。此外，兩岸交流有助於促進兩岸文化認同，進而深化中華民族認同與“兩岸同屬一中”的國家認同，有助於兩岸將敵對心理轉化為認同心理，建構共同的歸屬感。因此兩岸交流、協商是必須的，不可或缺。2009年6月台灣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委託台灣民意學會進行的民調顯示，66.1%的民眾歡迎溫家寶先生赴台走訪，充分顯示台灣民眾對兩岸交流的歡迎與支持態度。
筆者曾在《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一文中剖析過馬英九冷戰思維的危害，指出這種心態“局限了馬英九的氣度、格局與政治智慧，弱化了他的政治擔當與政治魄力，模糊了他本該有的民族自尊與使命感”；“導致其不能對大陸的善意有深刻理解而倍加珍惜，就不能不看美國的眼色行事，就不可能真正與大陸建立起深層互信，兩岸政治定位問題、軍事互信問題當然無法獲得突破與解決，其結果將是兩岸交流有可能陷於短多長空的結果，而真正受惠的則必然是各種反華勢力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干擾與阻礙”。可見，敵對心態對兩岸深層互信的建立，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有著嚴重的干擾與危害。兩岸敵對心態的存在，與當前兩岸關係的新局面極不協調，更難以為後續的兩岸關係的深入發展提供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強大民意動力。由於消除兩岸敵對心態、建構兩岸認同心態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值得兩岸高度重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10月號，總第15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