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恩來的第二次痛哭，發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等同志後，我跟隨周恩來回到上清寺他的辦公室。當時我們中共代表團已經搬到了上清寺，這也是為了國共和談的方便。
王若飛、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後的情況。葉挺將軍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後剛被營救出獄。本來周恩來勸他多休息幾天，另乘飛機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堅持搭這趟飛機走，並且帶上了他的女兒小楊眉。鄧發是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後歸國的。
周恩來在辦公室門口停下步。送別戰友時的笑容還殘留在唇際，但他的兩眼卻顯露出某種悵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來，那或許是人們常說的“第六感官”給人帶來了隱隱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長而清寂的走廊裡前後掃了一掃，眼皮一眨，嘆聲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順走廊一劃，像以往一樣，由於手臂的殘疾，揮手間肩膀和身體跟著動，顯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掃過幾個屋門：“小楊眉就在我們屋裡穿來穿去……鄧發和喬冠華昨天還在我那屋裡打打鬧鬧呢。”
他感慨著搖搖頭，對電台的同志說：“注意和延安聯絡，飛機到達後馬上來通知我。”
這一天周恩來沒有外出活動，就守在辦公室裡等電報。他一生乘飛機履險十來次，卻仍然酷愛乘飛機，原因就一個：快。他的時間太寶貴。正因為遇險多，所以，自己愛坐飛機卻不大放心戰友們乘坐飛機。比如建國後他就不主張毛主席坐飛機，比如身邊同志坐飛機他就始終有些提心吊膽。
這次也一樣，他無法安心看文件。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強看過幾頁又驀地揚起頭，聽到什麼響動似的，繼而把文件推到一邊，起身圍繞辦公桌轉過來繞過去地踏步。
這種情況是極少發生的，有些類似“恨別鳥驚心”的情況。秘書陳浩走進來時，他敏感地一顫，站住腳問：“延安來電了嗎？”
“沒有。”陳浩搖搖頭，“飛機沒有這麼快，還沒到呢。”
“噢，還沒到。”周恩來看看腕上的表，“還要過半個鐘點多呢。”
他在辦公桌前坐下，剛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飛的愛人李佩芝進來了。李佩芝的擔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幾分。於是，周恩來那種不寧靜的表現便被驅除了，恢復了慣有的從容鎮定，指著腕上的手表說：“還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們一起等電報。”
不安的情緒流動時，人們會出於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這樣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鎮定。周恩來的辦公室裡漸漸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輕鬆話題聊天，借以鬆弛一下糾纏心頭的那種莫名的緊張情緒。
正處於大規模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可以說，周恩來那時最大的擔心還是怕國民黨蔣介石搞破壞。記得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雙十協定尚未簽署，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便準備奉命回國。周恩來聽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驅車去找赫爾利，見面便嚴肅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們的毛主席接出來了，你就必須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現在的協議還沒簽字，你就要走，這是不行的。你這個時候定將失信於天下人！”當時，蔣介石確有加害毛澤東的打算，儘管他還顧慮重重，不得不考慮人心及國際輿論和影響而未敢輕舉妄動，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雙十協定簽字前，又派張治中去甘肅省當省主席。在我們看來，只有赫爾利和張治中這兩個“保人”調離重慶，他才好有作為。周恩來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當時他那種緊張、擔心、焦急更甚於現在的等候飛機消息，他聞訊後立刻去拜訪張治中。他明白，飛機上只要有赫爾利和張治中兩個“保人”，蔣介石的陰謀就無法施為。他情緒激烈地對張治中說：“文伯兄，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須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則我們是不答應的！”之後，周恩來又去拜訪蔣介石，態度堅決強硬地提出同樣要求。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和政治影響，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要求。毛澤東終於安全地飛回了延安。
現在，周恩來又不能不為葉挺、王若飛、博古、鄧發等同志擔心了。隨著時間一點一點逝去，延安那邊始終未見到飛機，李佩芝越來越焦急。
周恩來開始出於責任和所處位置，還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著，以鎮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緒，講著小楊眉的活潑可愛和鄧發的豪邁熱烈。後來，他看過幾次手表便漸漸沉默下去，話越來越少，終於再不敢提小楊眉了……
早就應該到了，延安仍然沒有見到飛機。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在延安緊張查找。
周恩來和李佩芝坐在椅子裡一聲不響，陳浩每進來一次，他們便急切地朝她望去。無須語言，一望之後便又垂下頭，那神色明顯是沒消息。他們的臉色已不再是焦急，換上了一種陰鬱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氣不好，在哪裡迫降了。”我小聲喃喃。現在我才理解，當我跟隨周恩來乘飛機到各地時，地面的同志是什麼心情；一次又一次改變航線或轉換降落機場，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現在的心情不是一樣嗎？
我們不肯放棄的希望就是天氣不好而改變了航線或臨時換了降落機場。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可能性也越來越渺茫。飛機早已沒油了，不可能還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機場，現在也早該聯繫上了。誰都意識到出事了，但是誰都不說，大家不肯放棄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飛機失事的電報終於來了！
周恩來接到電報時，兩道濃眉毛猛地抽縮聚攏，仿佛一陣錐心的痛楚窒息了他的呼吸，臉色在刹那間變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書臉孔上停滯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轉向電報紙時，顯得猶疑而艱難。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恩來身邊，紀律使我不能偷看那電文，我只能從周恩來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讀”內容。我看到周恩來的目光剛觸及電文，便顫栗了一下，那些鉛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樣攜著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開始抖動，嘴角哆嗦著，目光越來越黯淡，越來越朦朧，漸漸地，眼角開始閃爍。他突然把頭仰起來，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淚水，獨個兒承受那種痛楚。可是，眼角那顆閃爍的淚珠越凝越大，仿佛是從心頭一點一點絞出來的，終於撲簌簌地滾落下來。他張開了嘴，以便讓壅塞的喉嚨暢通一些，但眼角又開始閃爍，痛楚在他的心頭一點一點絞緊，絞出來那顆晶瑩的淚珠，然後又撲簌簌地滾落下來……
無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於是，我們都垂下頭，默默地跟著流淚。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聲。眼淚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積了許久，終於急驟地流淌出來，她放聲大哭。哭聲對悲痛到極點的人是有益的，可以減輕那種哀傷的重壓。先是女同志們，接著是更多的同志，都隨著哭出了聲。
周恩來終於也跟著哭出了聲。那是一種不忘領導責任又無法完全壓抑住的沉重的抽泣聲，一邊將食指彎曲著拭抹頰上的淚水。
“若飛同志……”周恩來從胸腔裡發出一聲顫抖的呼喚，馬上又窒住聲息，憋了很久，蒼白的臉已經重新脹紅起來，那哭聲、訴說聲才再次急洩地湧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兩架、兩架飛機……我怎麼沒想到呢？我對不住同志啊……”
其實，周恩來是勸說過葉挺帶小楊眉另乘飛機，只是沒有堅持到底罷了。他一生總是嚴於責己，出了什麼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責任做自我批評。老同志們一道議論時，都說周恩來是做工作最多，做自我批評也最多的人。
“葉挺……將軍，鄧、鄧發同志……昨天他還和喬冠華他們有說有笑……”周恩來泣不成聲地呼喚戰友的名字，“特別是若飛同志，我們，我們在法國，朝夕相處，這個人，品質非常好，是難得的人才和朋友……我們配合得好，他要不犧牲，建國後當個常務副總理，可以，可以為我分勞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著周恩來哭喊一聲，雙手重新捂臉，哭聲更痛更哀。
周恩來淚流滿面，並不用手去捂，只是偶爾將食指彎曲著擦拭一下，繼續邊哭邊訴，像是自言自語，像是訴說給我們聽，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個不公平的神靈，周恩來責怪他對人們命運的安排竟如此殘酷：“小楊眉昨天還，還在我屋裡跑進跑出，她才多大，那麼，那麼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來說不下去了，肩頭起伏，兩眼紅紅地朝我們大家張望，任憑淚水流淌，抽泣著抱怨：“我沒想到，你、你們為啥……為啥也不提個醒，啊？哪怕、哪怕分乘兩架飛機，也、也可以減少損失，你們為啥也沒提個醒啊……”
我難過愧疚地垂下了頭。我想起幾星期前跟隨周恩來從西安飛重慶，過秦嶺遇險的情景。天生麗質，美麗無比的小楊眉那一次嚇哭了，周恩來馬上將自己的傘讓給了她。這一次飛機遇難，活潑可愛的小楊眉是怎樣的一種驚恐痛苦？我簡直無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後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顫，哀傷欲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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