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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
中評社台北1月3日電（特約作者 石之瑜）批評道德上的缺陷很容易，但是我們為什麼會想要批評呢？而且為什麼常常是一哄而上的批評呢？因為，集體撻伐某個看似可誅的對象，是逃避我們自己道德空虛最安全的方法，也是彌補我們心中深藏的無力感的捷徑。台灣社會的道德濫情，從名嘴文化便可以一葉知秋。實際上，被公審的對象心知肚明自己的遭遇，反而是高高在上公審的人不知道。就像黑格爾說的，主人依賴奴隸，遠遠超過奴隸依賴主人。
台灣是從殖民歷史中成長的社會，向來沒有單打獨鬥的文化，就像印度也沒有，而曾經遭到多國共同殖民的次殖民地上海更是沒有。而台灣所經歷的是嚴峻且刻意羞辱的日本殖民統治，以至於表現更極端。這種後殖民文化最敏感擔心的，就是別人把自己看輕、看低。但是多數情況下，自己沒有膽量爭霸，所以辦事手段又往往是間接迂迴，巴結討好，甚至不擇手段。可是，一達目的便又炫耀誇示，而看到別人誇示，或否定自己的成果，便思教訓。自己不敢教訓，就慫恿有權有勢的人教訓，或聚眾教訓，借用一套仁義道德之辭。其實教訓羞辱旁人的過程，比結果重要得多，更比道德重要，甚至就是遮掩自己的無德。就像魯迅說的，奴隸變成奴隸主以後，比奴隸主更殘忍。
台灣比後殖民社會更困難之處在於，台灣是由一個內戰敗北的流亡政權在治理。心理上的壓抑從上到下，卑微意識充斥街頭巷尾。在看似經濟奇蹟的年代中，台商對待大陸理直氣壯的剝削、境管邊防人員對靖廬偷渡客的不人道處置、台灣嫖客及員警對大陸妹的頤指氣使與凌虐等等，甚至包括自以為人權治國的政府把大陸漁民當成化外之地的任憑宰割，都歷歷在目。所有這些壓抑的反射，在中國崛起之後，又莫名其妙地氾濫成災。其中一個比表演以上凌下主要的展示台，就是電視名嘴自居道德上帝，擺出不容挑戰，逼人就範的滑稽姿態。當然，對那些遭到名嘴公審羞辱的對象而言，一點也不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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