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迄今制定的四份防衛大綱中，有關中國的表述幾經演變，從中可以清晰看出其對中國防範意識的日益增強。1976年的第一份大綱，在冷戰時代下（中日已經複交）注重“美中蘇戰略平衡論”，重視基礎防衛力量建設，防衛重點指向西北，對中國並無“防備”之意。1995年的第二份大綱提到了日本周邊的不透明和不安定因素，沒有提及中國但已開始發出了某種暗示。2004年小泉內閣制定的第三份大綱，渲染“周邊不穩論”，明確提出鑒於中國海空軍、導彈和核力量等的發展和活動，“有必要對中國的動向予以關注”。而這次的新大綱，則高度強調“東北亞局勢緊張論”， 進一步將矛頭轉向中國，聲稱“中國在周邊海域加強了與主權權利相關的單方面要求”，中國海軍在日本周邊海域活動頻繁，軍事實力不斷增強，“是地區和國際社會的擔憂事項”。至此，新大綱對中國動向的表述升級為明白無誤的“擔憂”和強烈的警戒，中國被作為潛在的“主要威脅源”甚或某種意義上的“假想敵”。
2004年出台的防衛大綱，雖然已經開始強調“島嶼防衛”和“周邊海空領域的警戒”，但那時日本並沒有採取重大的實際措施。這次新大綱不光從政策上表示強烈擔憂，而且還特別著意於實際推動日本的防衛重心向西南諸島轉移，要加強針對中國的具體對抗措施。為此，新大綱要求適當削減或調整本土的陸上防衛力量，把過去全國均衡部署的陸海空自衛隊有所傾斜地調動到西南重點地區，加強西南諸島（從鹿兒島至沖繩海域）的防衛態勢，在不設防的空白離島適當配置部隊，同時強化日本周邊海空領域的警戒監視能力。而為了與這一防衛政策傾向相配合，增加“西南海域”防衛上的預算投入，新大綱提出對自衛隊武器配置進行調整，相應減少陸上自衛隊的坦克、火炮和人員數量，用以加強海上自衛隊（尤其是強化潛艇規模）和航空自衛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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