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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指出，中國政府支持勞工價格攀升背後的原因不簡單，北京期望勞工階層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縮小貧富差距，刺激內需，并借此迫使出口型的企業轉型為創新及高價值產業。 |
中評社北京1月3日電／新世紀周刊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的分析文章說，2011年上半年是中國央行的艱難時期。筆者擔憂的是，通脹和泡沫條件下，結構性改革是否能夠有效地推進。文章如下：
2011年上半年是中國央行的艱難時期。
2011年年初，研究機構的普遍判斷是，當年中國物價的形態是中間高兩頭低，因為2010年翹尾因素在6月、7月達到全年最高2.1%的水平，隨後回落，而新漲價因素預期相對平穩，但到後來，8月物價上漲後，就再也下不去了。
先前作出的預測判斷，忽略了一個重要前提：2009年四季度以來的收緊貨幣的力度要保持，並貫穿2010年全年。
2010年1月到4月，貨幣當局曾經試圖加強從市場回收流動性，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回收頭寸。但是，到5月，隨著歐債危機加劇以及對國內經濟“二次探底”的過度擔憂，整個三季度市場投放的淨頭寸增加1.9萬億元之巨。貨幣政策事實上重回“極寬”軌道。
貨幣—資產—物價
目前關於通脹的主要分歧在於，中國通脹是短期現象還是長期現象。
認為中國通脹是個短期現象的理由是：目前的通脹是個結構性問題，天氣、災害導致農產品[17.61 4.08%]價格上漲，高儲蓄下難有長期通脹發生，產能過剩等等。如果這些推斷成立的話，結論必然是對於當前物價上漲，央行是愛莫能助的。
如果認為中國通脹是個長期現象，就需要著重從貨幣邏輯來解釋。這個邏輯是：貨幣—資產—物價。這不是某一個時點貨幣超量了，而是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就進入了超寬貨幣時期。土地和房地產價格漲起來後，才通過相應的傳遞渠道向物價的各個領域擴散。這需要時間的累積。
2003年以來，中國物價上漲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城市服務性價格和食品。
城市服務性價格上漲很好理解，地價和房地產暴漲直接驅動人工成本上漲，經濟學上叫“生存線”。食品跟貨幣的聯繫稍微曲折一點，城市人工成本漲，對應的是農業人工的機會成本漲，同時，農產品流通過程屬於“大服務”，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上去了。安信證券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的農產品價格與勞動密集型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
中國勞動力成本趨勢性上漲與“劉易斯拐點”逼近相關。但關於“劉易斯拐點”的判定目前理論界是有爭議的：到底是按照勞動力供求拐點，還是工資的拐點，還沒有形成共識。按照人口結構的變化，學者們計算的拐點時間多在2015年左右。
我們更關心工資上漲的過程。
從人口結構的拐點引發的工資上漲應該是一個均勻釋放的過程，而2006年以來，中國的勞工工資的上漲卻像峭壁一樣陡峭，令人困惑。中國的勞動力紅利的釋放完全有條件比日本更均勻、更持續一些，因為中國廣袤的國土和區域差異可以使這一過程有足夠的縱深，資方可以將工廠遷往內地，或可以用機器替代人工，但當下內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漲，所以，薪酬上漲呈現全局性剛性。
劉易斯認為，一個國家在拐點之前也會出現工資上漲，主要因為維持生存線的工資水平上漲。所以，我們不得不回望貨幣的泡沫，某種程度確是泡沫吞噬了中國的勞動力紅利。中國可能提早了十年迎來勞工工資的急劇上漲。
超量貨幣大量向資本品走，土地和地產價格急劇上漲，城鎮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就上去了，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已經達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當然要倒逼工資上漲。這些關係是相對的，務工成本漲意味著務農的機會成本漲，於是，牽引著農產品趨勢性上漲。反過來，工業利潤變得越來越薄，更多資金從實體出走，推動著資本品價格更快速度地漲，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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