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0日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8日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近來《聯合早報》讀者與作家們對“中國模式”的探討甚囂塵上，其中並有將“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有所銜接；同時，在海外的討論中，包括英語世界的理解中，亦對此一銜接產生某種刻板印象。為什麼歐美學者更容易感受兩者的關聯，而中國模式論者往往不覺得有關連？
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的關聯與區別
文章說，從時間，內容與意圖加以比較，兩者確實頗有區隔。北京共識是可以直接觀察比較的政策選擇，充滿技術性與實踐性，屬於以利益為導向的生產與分配問題。中國模式則是深層的、抽象的、目的性的、情感的，故而影響到意義的構成。前者是肉體的，後者是精神的。
北京共識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來，主要指涉及的是社會主義改革的路徑。若暫時借用粗淺的二分法來劃分的話，可以說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是震蕩療法，而北京共識則是漸進改革。前者反映國際金融貨幣組織的信仰，後者是在中國通過檢驗的實踐產物。
在改革與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上，北京共識並沒有提出要與華盛頓共識有所區隔。雖然邏輯上是可以有此區隔，但是又不必非有不可，因為兩者關切的焦點不觸及本體論，而在於方法論。其中重要的政策含意之一，是在檢討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對改革的介入方案是否穩妥。
如果北京共識可行，為何可行？這才涉及到解釋。一旦解釋起來，就要辯論，而中國的環境有無特殊性就成為關鍵所在。沒有特殊性的話，則北京共識充其量是一個改革的技術問題。有特殊性的話，這樣的特殊性是制度上的、思想上的，文化上的呢？如何回答關於特殊性的問題，就涉及中國模式。
文章說，所謂制度上的差異是在問，“一黨專政”模式是否因其提供政治穩定，而更有助於推動國有產權的改革？所謂思想上差異是在問，是否社會主義提供了從集體利益出發的宏觀調控，而有利於改革進程的開展？所謂文化上差異是在問，是否儒家文化培養了適當的心理素質，而有利於改革者迎接挑戰？
簡言之，中國模式的討論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認識論與本體論。亦即，是否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方式與歐美不同，因而改革的路徑自然會有所不同？或甚至中國人的存在本身就與歐美迥異，因而透過改革所追求的目標，根本是與歐美經歷的歷史途徑不相為謀？
北京共識的關切傾向於與政策方案有關，然而支持同樣方案的人，往往擁有完全不同的動機，這是為什麼對北京共識有興趣的人，未必在思想上屬於同一陣營，而反對北京共識的人，也可能各懷暗胎，因而未必存在相互合作的可能。
讚揚北京共識的人也許是對於華盛頓共識的過於粗暴有所批判，也許是認為北京共識是一個邁向民主自由的歷史終點更有效的方式。當然，對北京共識表達支持，也大可以是出自於抗拒任何來自歐美對非歐美社會的干預。故對北京共識有好感的，可以是出自歐美的自我反省，也可以是出在抗拒歐美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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