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地看，這些國家“民主過度與民主過早”的背後與美國在全球的民主輸出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開始以民主的名義在一些亞洲國家擴張勢力，強迫一些國家或地區接受美國式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然而，將自由市場與自由選舉同時引入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往往不是繁榮與穩定，而是仇恨、社會混亂，甚至是種族滅絕式的暴亂。
二
從立國之日起，美國人就認為“上帝是在美國一邊，美國代表著進步和未來世界最好的社會模式”，這導致美國人持有一種獨特的“天賦使命觀”，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上帝賦予美國拯救世界和救贖全人類的“特殊使命”。換句話說，向全球輸出“美國式民主”，力圖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全世界，是美國賦予自身的使命。所謂“輸出民主”，主要是指美國以自己的是非標準來衡量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行為與文化傳統，並認為美國有義務和責任將自己的民主制度推廣到世界各地，即以美國的民主制為模式或原型，促進與美國文化不同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向著美國規定好的方向運行，最終實現美國式民主體制的一統天下。
從理論上講，民主是呈現在各種文化和社會現象中的制度、經歷，它並非為一個國家或社會形式所獨有。民主的發展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並不能因此而斷定某一種民主模式為最佳，從而適用於所有國家。每一種民主都是其本土文化的特殊反映。任何國家民主體制的形成，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自然環境、歷史條件和人文背景，都是在自己本土生長和發展起來的。“美國式民主”固然有其長處，但它畢竟是在美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發展演變而成的，有其特殊性，一句話，“美國式民主”並不是普世性的標準。從其他國家的角度來說，各個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是在本國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社會環境和發展水平下產生和發展的，都有其漸進的過程和規律。由於民族信仰、文化傳統、價值理念、社會制度、發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異，現實世界的民主制度應該是多樣性的，各國應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制度，才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
早在1990年鄧小平就說過：“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世界上那麼多伊斯蘭國家就根本不可能實行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向美國學習資本主義制度，中國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還有非洲，非洲統一組織的強烈的普遍的呼聲就是要求別國不要干涉他們的內政。這是世界局勢的一個大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堅持干涉別國內政，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那就會形成國際動亂，特別是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動亂。”（《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9—360頁）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也曾指出，“作為一整套制度，我發現它（美國的制度）有些方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要對他們（美國人）說的是，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自己的制度強加給無法適用這一套的社會”。“美國式民主”可以平等傳播，但不應強行“輸出”，更不能以擴大民主為由干涉他國內政，行不民主之實。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仍將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在世界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需要了解世界多元化的趨勢，按照自己的意願去“一統天下”是不可能如願的。每個國家不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員，世界上也因此而有精彩紛呈的多種文化，這種文化的多樣性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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