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科技史的教授劉兵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認為在有爭議的核電項目中，很少看到各方進行公開辯論，使得部分技術專家與投資方的利益實現共謀，科學旗號下，實則控制著信息的共享。他認為，不僅僅是核電，大的有爭議的科學技術項目，比如對於轉基因、修水壩，人類現實階段能力，經常是出於無能為力的狀態。為了在局面變得最糟之前更警醒一些，公開的聽證是最好的辦法。相對於技術精英閉門決定，這種保守，其實是一種積極的保守。
從這個層面講，公民參與的意識應該成為一種生活習慣，通過建構社會壓力，以“鄰避主義”的行為模式，實現與決策者的互動平衡，讓技術背負上倫理的責任。這不僅僅是一場自我拯救，更有社會公意的抱負存焉。
這種抱負顯然還要訴諸於己。當有節制的生活方式，成了每個人的自我訴求，一種新的生活倫理才可以建立起來，也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有遠謀、有能力、可負責的公民社會。否則，現實的選擇便只有被動等待，當越來越多的災難，越來越多的束手無策，世界最灰暗的一天會不會真的要降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