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在2009年8月《莫斯科回聲電台》的談訪節目中，主持人拉麗娜直呼此書內容“不是什麼不尋常的，簡直是革命性的”。美國著名的俄國問題專家派普斯概括了此書引起轟動的三個原因。“首先，該書反對把俄國描繪成外國侵略永恒犧牲者的傳統民族主義。譬如，該書對於修建柏林墻和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都直言不諱，這一切同先前的俄國歷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第二，新的歷史吸收了國外的觀點。這在以前是忌諱的。那時不言而喻的是，外國人既不了解俄國也不能公正地撰寫有關俄國的東西。而本書作者不僅開列了外國參考著作，而且還多處援引外國作者的論斷。第三，他們（作者）要處理的不僅是政府而且還有社會。祖博夫在引言中寫道，他和他的同事們‘對社會的歷史、人民的歷史和人民的情緒的關注不亞於對當局和國家的歷史的關注’。在論述如戰爭與革命這樣的事件時，以及把‘群眾’（通常被描寫成消極的旁觀者）視為懷有恐懼和希望的活生生的人的時候，這樣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他表示，人們只是希望，這部著作預示著俄國自我形象的新轉變，也就是表明，俄國人終於準備不戴有色眼鏡看待自己了，並且看到過去和現在的真實的自己。
該書的部分主要觀點
關於《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通過締結該條約，希特勒可以放手對波蘭發動戰爭並且使蘇聯在一段時間內退出德國潛在敵人的行列。此外，1939年8月21日，兩國在柏林已經簽訂了貿易條約，它向蘇聯提供了大筆貨款並使德國從蘇聯獲得了戰略原料和物資。斯大林也從希特勒那裡得到了西方民主國家對他堅決拒絕的東西——在蘇聯西部邊界廣泛的緩衝地區和邊界以外的行動自由。
斯大林贏得的不是時間——阻止或延緩德國對蘇聯的進攻（希特勒在1939年尚未打算發動這種進攻，甚至由於軍事上的軟弱和沒有共同的邊界也不可能發動進攻），而是空間。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可以繼續同德國及其盟國兩廂情願地劃分勢力範圍。1941年7月，德國已經比1939年8月強大了兩三倍。而蘇聯同西方民主國家（它未來的盟國）的關係卻因這一條約的簽訂而急劇惡化。
關於卡廷森林事件。1939年9月，蘇聯紅軍俘獲了24萬名波蘭軍人。士兵立即被與軍官分開。10月，大部分士兵被釋放，但是，25000人被送去築路，而12000人由重工業人民委員部作為免費勞動力使用。部分軍官則分別被關押在舊別利斯克、奧斯塔什科夫和科澤利斯克新建的三個拘留營。1940年3月5日，根據貝利亞的建議，蘇聯政治局決定處死軍官集中營的囚犯以及關押在被占領土監獄裡的11000名波蘭人（他們基本上是受過教育的人士）。貝利亞的建議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米高揚簽署，加裡寧和卡岡諾維奇是以通信方式簽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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