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洩漏之初，駐日美軍即要求提供情報，日本方面答以“研究中”。經過美國發出本國軍民退避80公里通告的壓力，日本對美合作趨於積極。為了應對核電站事態惡化，美國還派來150餘人的特種部隊；但日本政府高官認為，此舉有共享情報、監視日本的意圖。無論如何，美國取得了掌握事態、控制風險的主動權；即使向海洋排污的決策，也有美國參與。
對於傳統的地緣政治敵手俄羅斯，日本既不敢排斥，又拒絕配合。俄羅斯曾積極派遣可提供幫助的核專家，日本政府先拖延入國許可，後限制俄專家與東電負責人、媒體接觸。但俄羅斯一方面派出軍機、調查船到日本近區活動，一方面和美國交換情報，外交部更發表聲明批評核污水排放。俄羅斯具有核技術權威地位，如果公布導向性數據或作出嚴厲反應，日本的核危機管理可能失信。因此可以理解，日本對俄軍機逼近日本領空雖出動戰機警戒，但不僅不提出抗議，其駐俄使館還特意舉辦招待會感謝“好鄰居”的援助。韓國當然也難以獲得日本的情報合作，但對日本教科書有關爭議島嶼記述問題作出強烈反應，對核污水排放也表示可能現場調查、追究國際法責任的嚴肅姿態。結果，韓國推進了在爭議島嶼的軍事部署，還爭取到日本接待韓專家代表團，獲得了“包括未公開內容的許多情報”。
但對於中國，日本在轉運援助物資問題上造成不愉快氣氛，一再發起國內政治坑道中的“釣魚島攻勢”，還對東海油氣田附近海域的中國艦載直升機“異常接近”作出外交抗議。至於核危機事態，中國基本上被置於觀眾地位；但日本首先在中國舉辦旨在解消對其產品、旅行安全性懷疑的情報公關活動，反映出“市場中國觀”的心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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