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話題，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增長難成定論。當前對於中國趕超美國的所有推算，都是基於中美分別維持現有經濟增長率這一基本前提，此假定簡化了計算，卻違背了規律。理由有二：其一，落後國家追趕初期都可因得益於他國技術樣板和本國的市場放開而取得突飛猛進的GDP增長，但在經濟總量提高到一定水平後，因發達國家對自身安全和優勢地位的擔憂超過對利潤的追求，多種因素使得追趕者無法一廂情願繼續依靠引進和模仿來保增長，唯一選擇只能是自主技術創新，而當前中國顯然還未完全具備實施這一戰略轉變所需的觀念基礎和技術能力。其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早已完成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換，經濟增量不再需要為補償社會內部的磨合而過多消耗，基本屬於一種純增長，也就是說增長主要都投入到擴大再生產和改善民生方面去了。而中國當前的發展還沒有擺脫“內阻式”，就是一邊增長一邊制動，高增長的過度核心地位導致增長中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環境破壞、信用缺失、資源浪費、衝突頻發等社會問題來不及被消化緩解，反倒在增長的光環下凸現出來。增長本身並無罪過，但粗放型增長的副作用太大。
第五個話題，中美可持續發展能力差別依然很大。美國的增長不僅表現在其經濟總量上，更體現在增長質量的自我優化上，它總是能夠在大小危機之後迅速反思，依靠強大的自我批評和矯正能力不斷調整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使其始終保持大體健康。中國GDP短期增效明顯，但經濟總量與工業化和現代化並非一個概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在擴大，但經濟結構長期不合理，對外依附性增強，社會保障能力弱，國內消費長期不足。這些方面與成功實現了趕超的國家如日本等形成鮮明對照。就中美兩國的國際定位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是世界技術與文化的創造者和出售者，其增長始終著眼於朝陽產業和新興技術，繼以信息產業獨領風騷20多年後，又將發展戰略聚焦於更前沿的新能源和環境產業，其引領世界的意識和能力無人能撼。而作為世界加工廠而非世界工廠的中國，現在則不僅是世界過時技術和投機資本的傾瀉場所，還成為全球產業垃圾的吸納地。所謂有出口而無產業，使得中國的國際分工角色越來越趨於下游，在出口低技術低價格消費品(計算機和家電同屬此列)，而將污染、工傷、人權侵害等副產品留在國內的同時，還要承擔西方國家對自己的道義指責。從長遠保障看，制度、人才與技術是增長的核心要素，在教育與人才建設方面，美國高校的學術環境、創新能力及對人才的吸引力在全球仍首屈一指，而中國的教育改革不僅沒有取得預期成功，還受到市場化官僚化影響，學術大師愈逝愈少，學術腐敗滲入肌膚，急功近利的學術文化導致在基礎和實用領域均難以與西方展開有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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