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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說，對可以參與到兩件國家大事感到很光榮。 |
記者：您作為香港的知識精英，參與了香港的回歸設計，貢獻很大。回歸之前，“親中人士”是受到很大壓力的，您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請您談談您的心路歷程。
梁振英：這是很大的光榮，我經常在想，英國有句話叫“if you were run over by a bus”，即是說如果你被巴士撞到，在你彌留期間，生命到了最後十幾秒時間，你會想些什麼呢？你會想你的父母，太太和子女。除此之外，你還會想什麼呢？你會想你的人生到底做了些什麼，我就會想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香港回歸中國，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碰上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參與其中，我確實認為是躬逢其盛。
作為香港人，我們有這樣的能力，國家也對我們予以信賴，叫我們幫忙。回歸的時候，我們還是比較年輕，對於有機會為回歸出一分力，覺得很光榮。驀然回首，那時候還做出一點成績，在1982年中國提出要收回香港的時候，很多人都有種種的顧慮，很多人移民外國，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我們這些沒有外國護照，沒有居英權，子女都是在香港出生又都沒有拿外國護照等等的人，後來事實證明我們這些人都是挺有眼光的。
第二件事就是碰上國家的改革開放，我在1978年時到內地講課，香港的工程師、測量師、會計師和律師等等去給內地城市做規劃。深圳在1978年的第一個城市規劃就是我們做的，當時連地圖都沒有，整個深圳都沒有汽車，當時我們問深圳市政府：“你叫我們做深圳市的規劃，這個目標人口是多少？”他說是三十萬，我們不相信，質疑要去哪裡找三十萬人到深圳住，但深圳現在的人口卻有一千萬。
我當時做規劃，深圳只有一條從東到西的路基，也就是今天深南路的路基，深南路也就是主幹道。深南路當時是軍用巡邏公路，但也沒什麼軍車使用，更加沒有其他汽車，我們當時就用那路基做規劃。我們當時做的人口指標就是三十萬，所以我就經常跟深圳的朋友開玩笑，如果深圳哪天下大雨，水浸或者是大塞車的話，全都是我們害的，因為我們當時的規劃是三十萬，不是一千萬。
然後國家在1988年修改憲法第十條，讓城市土地的使用權有償轉讓，接著上海和深圳在1988年第一次賣地，我說要“公平、公開、公正”，因此公開招標，中英文標書都是我負責起草的，這當然是義務工作，當時上海也付不起顧問費用，除了起草之外，整個過程也是由我主持。所以整個中國大陸在修改憲法後，最初三次的土地招標，包括上海虹橋開發區、上海拱北和深圳的招標都是我負責的。然後，土地使用權在市場流通、轉讓令國家城市有了新的動力。
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後，我接著在1988年就著手做住房改革，人民的住房條件比以前亦有大幅的進步。
回頭看，這些也是躬逢其盛，對於能夠參與這些事，我覺得很光榮。人生匆匆幾十年，碰上兩件大事，兩件大事我都能參與其中。所以其他朋友問我是否EQ特別高，你就當我生命只剩十幾秒，我都是在想這些國家問題，其他人在旁邊指手劃腳，這些根本不會在我腦袋裡出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