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靜下心來，搞點社會調查就會發現，三個差距已經不小了，需要高度重視
薄熙來說，近年來，重慶經濟、民生雖有很大發展，但“三個差距”仍很明顯，有些還在拉大。貧富差距方面，按國際標準，基尼系數的合理範圍是0.3－0.4，重慶為0.42。重慶還有城鄉低保人口170多萬，是北京的9倍、天津的8倍、上海的16倍。按國際標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範圍是2：1，而重慶從1997年的3.1：1已擴大到目前的3.3：1。咱農村貧困人口140萬，還有200多萬60歲以上空巢老人，110多萬留守兒童。在區域上，“兩翼”還有14個國貧縣，1600多個貧困村。在股票、存款、住房等方面，重慶主城20%的家庭擁有2套以上住房，還有人擁有3套、4套的豪宅，而近30%的家庭無自有住房。只要靜下心來，搞點社會調查就會發現，三個差距已經不小了，需要高度重視。
薄熙來說，“三個差距”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差距拉大會給社會造成很大危害。群體性事件的產生，多數涉及經濟利益，不少與貧富差距有關。如果搞好民生，縮小差距，就能防患於未然。當年我們黨之所以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得人心、得天下，就是由於始終與人民“同甘共苦”，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這是我們制勝的法寶。今天也絕不能丟了這個法寶。
如果貧富分化，富人有錢沒處花；百姓有急用卻沒錢花、不敢花；這樣矛盾的消費狀態，經濟自然會大受影響
薄熙來說，“三個差距”拉大，會遏制社會消費，內需難以啟動。如果貧富分化，富人有錢沒處花；百姓有急用卻沒錢花、不敢花；這樣矛盾的消費狀態，經濟自然會大受影響。過去30多年，低成本勞動力為經濟快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不僅在經濟上難以持續，也將帶來道義上的後果。過去中國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現在已是幾千美元了，還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於情於理也說不通。企業長期依賴廉價勞力搞加工貿易，也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伴隨著國內外經濟的進步，這種落後的發展方式已經越來越行不通，走不動了。
為民“謀利益”是實的，不是虛的，首先就要在分配問題上傾向於大眾
薄熙來說，三個差距，特別是貧富差距拉大，會導致人心渙散，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小平同志曾嚴肅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黨的執政基礎是工農大眾。90年來，廣大群眾之所以願意跟黨走，就是因為我們黨一直為人民大眾謀利益。而為民“謀利益”是實的，不是虛的，首先就要在分配問題上傾向於人民大眾，實實在在為人民大眾著想，要注重勞動的價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兩極分化，人們自然會懷疑黨的政策，隨之人心渙散。存在決定意識，分配決定生存條件。這些年一些國家的群體性事件、以至動亂，背後的原因不少是貧富差距過大，值得我們反思。
抓共同富裕並不耽誤發展，還促發展
共富與發展是良性互動
解決差距的問題，不能等，等到問題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動了
薄熙來說，我們提出實現共同富裕，馬上有人講，這當然好，但急不得，這需要很長的時間，要沉住氣，慢慢來，要等到經濟實力做大才能解決，現在還不是時候。總之，好是好，但先別辦。還有人講，抓“共同富裕”會影響效率，貧富差就是市場經濟的內生動力，你共富了，就沒動力了。還有人講，低工資正是咱中國的比較優勢，不能丟，否則會造成資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這是走“回頭路”，是要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
薄熙來說，儘管聰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決差距的問題還是不能等，等到問題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動了！即使下大決心，那時要付出的成本也會大得多！現在解決“三個差距”為時不晚，如果真正到了“兩極分化”，那就沒有“討論”的餘地了。“存在決定意識”，到那時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們屬下的“精英”，你和誰去討論這些問題？怎麼去解決？其實，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談到了走向共富的時間問題。他說：“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離2000年已過了10多年，確實到了應認真研究共同富裕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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