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應對中東變局的困境
面對中東的政治動蕩，奧巴馬的反應先是謹慎、搖擺，後來又在利比亞問題上冒進，前後立場形成鮮明對比，反應出美國在中東政策上左支右絀的困境。
奧巴馬上台後反其道而行，實施以“戰略收縮”為主要特征的中東政策。在反恐問題上，奧巴馬明確放棄布什政府“反恐戰爭”的提法，代之以“打擊暴力極端勢力”，以此減弱對中東國家的衝擊波。在伊拉克問題上，奧巴馬提出清晰的撤軍時間表，緩解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不滿。在民主問題上，奧巴馬放棄了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把近期地區穩定擺在了長期民主化前面；在巴以和談問題上，奧巴馬加大了對以色列的壓力，力促恢復和談，期望為美國的兩難困境解套。然而，突如其來的中東政治動蕩一夜之間中斷了奧巴馬的新中東政策，讓其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
奧巴馬必須在美國的國際信譽與美國的價值觀之間走鋼絲，在穩定與民主的平衡中尋找站位。美國要在中東落實“戰略收縮”，就必須將地區穩定和反恐的任務交付給其中東盟國，因此奧巴馬政府更加依賴埃及、沙特、也門等國家的政府，盡量不表露對他們的人權批評。突尼斯、埃及政治動蕩發生後，美國自然而然的反應就是支持當地政府。但是，隨著埃及局勢的快速變化，奧巴馬認識到繼續支持穆巴拉克將站在失敗者一邊，這才站到了穆巴拉克的對立面，聲稱穆巴拉克必須下台。而在沙特、巴林和也門，美國儘管對反政府運動表達道義上的同情，但是從一開始就同當地政府站在一起，支持他們採取暴力措施穩定局勢。這些國家均是美國的重要盟國，他們的穩定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在穩定與民主、利益與價值觀發生衝突時，奧巴馬總體上站在穩定和利益的一邊；但是當形勢已不可為時，則順勢而為地站到了民主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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