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發生後，日美同盟重新被定位，雙邊關係的重要性明顯被加深。駐日美軍在抗震救災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美國方面的利益需求看，首先是為了修復之前在日美兩國之間發生的矛盾，更快捷地解決駐日美軍基地的遷移問題；其次是從東北亞地區的權力格局看，美國不希望日本因遭遇大危機而“沉沒”下去，隨之而來的無疑是中國更加明顯而直接的崛起，必然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國家利益產生衝突。
2011年6月21日，日美由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組成的2＋2會議在華盛頓召開，並公布了“新共同戰略目標”，主張強調“將敦促某些國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給地區安全帶來不穩定因素的軍事力量”。這裡指的毫無疑問是中國。日美同盟在東亞地區將長期存在下去，從日本或美國一時的政局變化或權力更換而指出日美同盟淡化或日本終於“脫美入亞”不切實際。不可否認，穩定，務實的日美同盟對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甚至中國的“和平崛起”帶來好處與果實。問題是，涉及到各國“核心利益”的相關議題上，每一個利益攸關方能否暢通信息，建立戰略互信，不斷完善針對突發事件的危機管理機制。
2008——2011年期間，在中國和日本分別發生的幾次地震，包括這次日本的海嘯從加深兩國國民關懷和友誼的角度看都起到了積極和善意的作用。災害會拉近兩國國民之間的情感——災害無國界，友誼更無界。2008年5月12日，胡錦濤國家主席剛從日本回到中國幾天就發生了汶川大地震，日本政府第一伸出手，派遣救援隊，贏得了中國人民的謝意。自從我2003年4月來到中國後，2008年5月是中國人對日情感最好的時候。這次日本大地震發生後也一樣，中國政府和人民伸出了溫暖的手，日本國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情感也好轉，發自內心地表達謝意。可見，災害面前，原來的體制差異、民族主義，歷史仇恨等都被淡化。這幾年的感動故事證明，“防災”也是21世紀初促進日中關係的重要途徑。
二
1970年代，日本大力發展核電項目與當年兩場石油危機密不可分。日本不是“自古以來”就是重視核能源的。核能源在穩定供應、經濟效率、環保作用三個方面上比其它任何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氣、水、風、太陽等，更具備優勢。在之前依賴度最大的石油之供應因石油危機而出現短缺後，日本政府與電力公司立即做出反應，商量對策，從確保未來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攜手推進核電項目的判斷與決心，這符合時代和發展需求。
問題是，在長期發展核電的過程中所陷入的盲目和疏忽，滯後與懶惰。這次福島核危機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對於舊技術更新，調整的必要性，不是沒有人認識到，而是在知情的情況下忽略了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之所以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美國、法國、德國等，都高度、密集關注“福島核危機（Fukushima Crisis）”，正是因為大家在能源戰略協調發展上認識到了一種“瓶頸”，即就能源確保與供應而言，除了穩定供應、經濟效率、環保作用之外，還要加一條“絕對安全”。天經地義，既然是由人類來推動的，“絕對安全”措施也只能是在相對主義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加以展開。福島危機告訴我們，對未來世界能源格局而言，互相吸取教訓，合理分散風險，積極國際合作必將是三大原則。
1979年美國三裡島和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這兩場“核危機”作為外因或外壓，日本人事前、認真、謹慎吸取教訓本來屬於應該。從吸取教訓並把它落到實處的角度看，日本沒有減慢核電站建設的速度，這一“史實”顯然呈現出一種盲目擴張的態勢，值得反思。不僅是核能源技術或管理方式，製造業、政府管理、教育模式、社會保障等方方面面，日本人一旦在實踐的過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就往往陷入迷信而再也不反思的惡習。在我看來，在成長與反思之間的失衡是阻礙日本無法走出長期低迷的歷史性原因。
日本要“棄核”了嗎？“311”發生後，我基本每一個月都回日本，在東京的街頭上隨時都能看到“反核遊行”。既然東京電力的技術管理和包括經濟產業省為主的政府在內的管理體系出現了大問題，日本政府本來提出的2030年之間進一步增設13座核電站的計劃已經變成白紙，只能重新來。日本未來的核建設的進程不得不受到大緩慢，暫時只好提高天然氣等其他能源的比例，來支撐企業的生產和國民的生活。不過，我堅決認為，“反核潮”是暫時的，不可能永久的。作為一名日本年輕人，我堅信，通過這次大危機，將來，日本人一定重新向全世界展示全新的核能源開發的管理範式。除了繼續研發新技術以外，還不斷抱著進取和反思的精神，全心全意地面對新挑戰，日本人務必比以前更加謙卑而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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