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當今日本政治結構導致著首相和內閣如同走馬燈似地頻繁更迭——從1989年9月到2010年9月，21年間日本首相換了14人，相當於同時期美國各屆總統人數（4人：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的3.5倍。令人感嘆的是，即使應對這次“國難”的迫切需要，也未能使日本的主要政黨、甚至執政民主黨內部的不同派系做到“團結抗災”，至多是出現了短暫的“政治休戰”，到了6月初自民黨提出問責案，即便是“政治休戰”也不休了。
有研究表明，政局不穩定會導致人均GDP增長率下降；一年期間政權每更換一次，其負面影響會使增長率減少1.5～2.5%。因此，當今日本最大的“復興對策”不在經濟領域，而在政治本身，在於已成為阻礙發展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家素質，如何通過改革日本政治體制，提高日本政治的素質和涵養（政治家能夠幹大事、幹正事，而不是一味地埋頭於爭權奪利、謀蠅頭小利的小把戲）、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才是當今日本最大的“復興對策”。
此時此刻，日本人需要“解放思想”。兩點很重要，並成為衡量日本國民解放思想程度的重要指標：
其一，在日本，哪些群體屬於精英？我想，還是不得不想到“官僚”。民主黨上台以後提倡並實施的“政治主導”正在大大削弱官僚對決策過程的參與，大大降低官僚對決策的動力和權限。尤其在“千年一遇複合型大危機”後的今天，政治家應該認真反思如何才能讓在全日本最為聰明的大才子集團——官僚們發揮應有的，潛在的作用，而不應該從嫉妒、盲目、被動、情緒化的角度單方面制約官僚的權限。我堅決認為，在負責行政的政府部門裡有多少具有能力和責任感的官僚對日本可持續發展起到關鍵的作用，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如此。精英匯聚的官僚機構才是日本最大的智庫（Think Tank）。
其二，各界之間人才的流動性，跨行業、跨學科、跨背景的交流與勞動頗為關鍵。日本是“縱”的社會，勞動市場相當死板、僵硬，各界之間缺乏暢通的交流與互動，這一點對解放思想顯然利大於弊。只有在不同行業人士之間頻繁交流，合理進行資源分配，才能掌握發展中的根本途徑。
另外，日本目前的權力過於集中在東京。當代日本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藝術等方方面面，其中心都集中在首都東京。這一長期以來的“怪象”既不利於提高日本的國家魅力，也不利於分散發展風險。我甚至建議，日本政府可以考慮把首都部分功能遷移到東北地方最大城市，也是此次大危機的中心城市仙台，讓優秀的官員們直接在重災區現場指揮，強有力地落實災後重建的過程。災後日本生產力嚴重遭遇損害的此刻，北海道、關西、四國、九州等其他地方要奮鬥，不能因一個地方遭受危機而影響其他地方的活力，而正好相反，應該取長補短，互相競爭。
日本未來的復甦取決於民間和地方能走多遠，為此，官方和中央能放多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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