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教育是日本戰後實現經濟騰飛的大前提。沒有教育，哪有發展。日本戰後對教育的重視，除了對專業知識、技術方面人才的培養之外，同時高度管理化、機制化了的教育體制培養出了日本整體民族的團隊、勤奮、敬業的精神，在快速成長的發展態勢下，這些精神不斷輸入到家庭、學校以及社會的教育舞台中去。但後來的政府對教育環境進行的“寬鬆政策”給日本孩子們的國際競爭力帶來了衝擊，隨著泡沫崩潰，圍繞教育體制，政府、學校、企業、家庭等之間的爭執與矛盾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深。
現在回過頭看，當年的政策轉變顯然是不成功的，原因在我看來是對過去成功的盲目迷信和支撐政策轉變的戰略觀不夠明確，不充分。就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而言，教育與經濟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不同的發展階段反映不同的人才需求，它無非是實事求是調整，更新，回歸以及創新的過程。
人口是基礎性、長期性的發展因素。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國家社會的興衰起到根本性的影響。近年以來，日本年輕人之所以越來越保守、消極、被動，正是因為來自他們對未來的擔憂。日本未來的人口是結構性快速減少，當今“五個勞動者養著一個老人”，2050年就變成“三個勞動者養一個老人”，而年輕時期踏踏實實地繳納養老金的年輕一代始終懷疑未來能否跟目前的高齡者一樣得到養老金。從這一角度看，少子高齡化是影響當今日本勞動市場結構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集體社會不安現象的核心背景。在全體國民面對災後重建的今天，政府的稅制改革迫在眉睫，即如何提高消費稅和降低企業所得稅必將決定日本未來的經濟復興、財政結構以及市場開放。
在處理“移民”問題上，日本人的思想始終是沒有“被解放”的。從維持生產力的角度講，從目前至未來的少子老齡化趨勢顯然不利於可持續發展。從防止對策而言，只有兩個辦法：其一，中央政府在跟地方政府緊密合作的前提下積極採取各種獎勵政策來鼓勵年輕人多生孩子，把目前處於1.2—1.3的出生率提高到至少能夠維持人口增長的標準2.1以上；其二，即使是在有附加條件的制度安排下，逐漸開放本國勞動市場，不斷吸收符合日本發展需求的海外勞動力。我不得不主張，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日本人更要解放思想，必須擺脫把勞動密集型人才寄托於來自第三世界勞動力的短暫而陳舊的思維，而需要有所創新，在技術、研發、教育等領域積極吸收先進、優秀的勞動力，中國則無疑是潛在的人才市場。
第一個方案顯然不太現實，除非是在個人崇拜的獨裁政治的統治下，年輕人怎麼生孩子，生多少絕不是政府說了算的問題，公權力無法自上而下地給予強迫或暴力的政策。至於第二個方案，雖然也不完全是政府說了算，還需要企業、學校、國民、地區社會等配合與支持，但與第一方案相比可行一點。
問題是，在日本對未來國家戰略缺乏明確態度和目標的情況下，討論“如何維持生產力”的技術問題毫無意義。日本國當前迫切需要的是大戰略，然後才是戰略，然後是戰術問題。經過這些年的觀察與思考，作為日本未來的大戰略，“中等國家（Middle Nation）”或“中等力量（Middle Power）”的概念是務實，可取的選擇。政治、經濟、社會、福利、文化、藝術，甚至軍事，日本國和日本國民試圖把國家目標投放在“中等水平（Middle Level）”的戰略指標，來展開未來的國家建設（Nation Building），這是符合日本未來發展需求和潛在條件的道路。只有確定了“日本人究竟要什麼樣的國家”的大戰略，然後才能清晰地探討“那麼到底需要多少勞動力，什麼樣的勞動力”的戰略問題，然後逐步把議程落實到如何在政府、企業、教育機構等之間展開人才引進合作等戰術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