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在於華盛頓的計算能力有多強，而在於這道題從本質上講，根本就不是一道數學題，而是一道政治題。他們越是較勁，越是斤斤計較討價還價，這題就越是難解。
以往，人們總相信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之上，具有化繁為簡的功能，可以為最複雜的難題找到最穩妥、最優質的答案。但是，華盛頓解決債務危機的這一過程，卻讓人們看到，它正在使原本還算清楚的問題變得更像一團亂麻，前景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標準普爾不是不相信美國具有解決債務問題的能力，而是不相信華盛頓未來的政治決斷力會理清這團亂麻。
在8月5日的聲明中，標準普爾明確指出，鑒於美國國會兩黨對財政政策有深刻分歧，標普“對國會和政府是否有能力把它們本周達成的協議變成更廣範圍的財政鞏固方案、盡快穩定債務形勢”感到悲觀。
走到懸崖邊沿的不是全球經濟，而是華盛頓的政治。美債危機發生後，國際輿論幾乎一致認為這是一場“鬧劇”。之所以這麼講，就是因為華盛頓並不是掉進了經濟的泥坑，而是摔進了政治的陷阱。眼下它正在經歷的不是一場經濟危機，而是一場政治信任的危機。
華爾街不缺錢，美國公司也不差錢，市場的流動性仍然充足，現在是投資者找不到“安全島”。美歐銀行沒有落入當年雷曼公司土崩瓦解的險境。歐洲十大銀行所持的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三國的主權債務均未超過資產的1%，德國和部分歐洲國家經濟在進一步復甦中。即使是落入衰退的日本，其企業的海外贏利也在上升……一句話，市場現在缺的是信心，而這信心只能來自於美國政府的決斷力和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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