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3日電／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從高層到媒體都對“消極腐敗”現象保持高度警覺。《人民日報》日前發表評論稱，“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期，急需給權力套上制約的籠頭；行政管理與市場經濟的磨合調試，潛伏著尋租的隱患。……腐敗文化存在，必定驅使‘能力’走向歧途，讓‘精英輩出’、‘能力非凡’在錯誤軌道上產生更大危害。”
《文匯報》今日刊登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博士的評論文章稱，就腐敗的根本原因而言，筆者則傾向於將今天中國的情況歸結為“非典型市場經濟”體制。用這一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問題，將有助於人們擺脫情緒和政治立場的紛擾，沉下心來直面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層邏輯。
轉型期中國：不同於西方的政府干預功能
所謂“非典型市場經濟”，正如筆者在之前的評論中所指出，其關鍵在於無法完成政府和市場的分離，同時無法建立獨立的法治。市場經濟不僅僅是市場，也不僅僅是經濟，而是需要一套“市場、政府和法治”三位一體而又互相分離的關係。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將近二十年後的今天，當中國已經遇到一系列瓶頸之後，恐怕是到了人們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這一點的時候了。
文章表示，與此同時，市場經濟也必然帶來另一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三位一體的關係的深刻變化。這在中國的工業、經濟和社會形態轉型（亦即筆者歸納的中國三大轉型）中，尤其是在社會形態的轉型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
問題是：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之間究竟應該呈現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問題不但困擾今天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而且也是西方經濟和政治學人經常討論的問題；只不過，今天的中國由於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人們的認識顯得尤其混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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