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2002年，你就大談“國民教育”，認為學校有責任向學生灌輸國民身份，“必須從殖民地的歷史中釋放出來，把眼界擴至超越深圳河”，並且“要接受祖國的強項及短處”；回歸後，年輕人最緊要係“對大陸必須要客觀和正面”，學習欣賞及容納與香港不同之處，要追求“雙贏”。你認為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的步伐是慢了、快了？有何難處？
羅范椒芬：我以前一直講，做國民教育也好，做德育也好，其實都有四個步驟，就是“知、情、意、行”。“知”其實比較容易做，就是灌輸一些知識或者帶學生到內地看看。但是在“情”上，你要讓學生對國家有感情，這卻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意”就是說有意志去為國家奉獻，這就要等學生有一定年紀，才能做到這點。到他真的實踐去“行”，就更加是後一步的事情。
對於小學生，我們只期望他們“知”，或者有一點“情”，但這些“情”都是在於，例如是楊利偉上太空，叫他們寫一篇文章，讓他們有一些情感，覺得作為中國人很自豪。至於中學生和大學生，我們則要求他們多一點理解國家的困難，然後才能有一點認同。如果一個人對國家沒有認同感，就不是一個國民。有人問我，怎樣叫做“情”呢？這是不能解釋的，因為“情”是自發的，沒有人可以加在你身上，我們只能提供環境讓你去了解，然後通過你自己的反思去達到“情”。
我在任的時候，曾經和同事帶領一班學生參加一個為期十天的課程，到北京的人民大學上課。我們白天上課，下午就去參觀圓明園和天安門廣場等地方，晚上讓香港學生跟內地學生座談，老師們也有參與，讓他們提問在白天時遇到的疑問，然後大家回應一下。我覺得這個交流是最有用的，因為如果純粹坐著聽，不過是吸收了知識，但是經過思考、討論、爭辯後所得出的結論才是真正學到的。但是，由於這些課程數量不多，能做到深入討論的人數也不多，所以可能給人一個分散和成效不大的感覺。
回歸以來，很多民調都證明香港學生加深了對國家的認識和感情，至於達到什麼程度呢？這個很難講，因為香港畢竟有150年的殖民地歷史，而且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亦有很多關於國家的負面報道，這些都會引導年輕人朝另一個角度思考。所以我很贊成現在的做法，就是有很多認識中國的人士到學校去跟青年交流，坦率客觀地分享事實，我覺得這個方法更有效。對於有很多人質疑將國民教育列為必修課是洗腦，我絕對不覺得人是可以被洗腦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客觀開放的態度。我覺得，國家應該有開放的胸襟去討論一些具爭議性的話題，但是一定要基於事實，要全面地分析事件的因由。不過，要做到這點就很考老師的功夫，很多事情是欲速而不達，所以我們要先好好裝備老師們，此外也要製做一套基於事實、完全沒有偏頗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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