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6日電／2011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此背景下，為所謂“中國模式”唱贊歌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國奇跡的背後，卻難掩公眾的不幸福感甚至日增的憤怒情緒，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讓和諧社會的願景顯得撲朔迷離。
金融時報今日刊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的分析文章稱，如果GDP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中國在全球經濟慘淡的情況下確實足以“笑傲江湖”。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
1959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博覽會開幕式上，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與赫魯曉夫之間展開了著名的“廚房辯論”。尼克松巧妙地把辯論的焦點轉移到了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上，而不是武器上，最終被認為贏得了辯論，在國內威望大增。當然，此後幾十年美蘇經濟對比的戲劇性演變確實佐證了尼克松的觀點。
文章稱，蘇聯悲劇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借鑒。
首先，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是提升人民的幸福程度，而非盲目追求經濟規模。脫離民生的經濟發展，不僅會失去民眾支持，也會因為民眾收入有限造成消費需求難以提振，最終陷入投資驅動的泥沼。其次，GDP的結構很重要，蘇聯當時雖然是世界第二強國，但把資源過度投向軍事和工業領域，而導彈對公眾的日常生活而言顯然不如茶葉蛋重要。再次，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
經濟競賽是長跑，暫時的領先有時只是透支的先兆而已。正如克魯格曼在經典文章《亞洲奇跡的神話》（1994）中所揭示的：蘇聯通過投入擴張、而不是通過提高單位投入的產出來促進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邊際報酬遞減的約束。克魯格曼也尖銳地預測了“東亞奇跡”的不可持續：“太平洋周邊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異乎尋常地動員資源進行經濟建設已經得到了回報，這些回報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的。如果說亞洲的增長有什麼秘密的話，無非就是延期享受、願意為了在未來獲得收入而犧牲眼前的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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