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的增長模式之所以能長期存在，與強勢政府是分不開的。從中央到地方，“保增長”被視為主要的政績指標，結果出現了“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體制架構，政府以“經濟建設”而非“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這種體制的關鍵點在於：第一，政府控制了大量經濟資源，包括央企（很多都處於壟斷地位）、地方國有企業、高額稅收等，尤其是近年來突出的土地出讓金。第二，政府的開支幾乎不受制約。在財政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財政民主流於空談。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資源投入到快速創造GDP的領域和各種形象工程（如機場、地鐵、運動會）。投資2000億的三峽工程尚且經過了人大表決，而每年投資近萬億的高鐵居然沒有經過人大表決程序。第三，政府擁有強大的間接獲得資源的能力，例如銀行負利率、IPO審批制、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以及在電信、石油等行業的壟斷優勢。
文章表示，2010年，僅中石油、中石化兩家公司的利潤就超過民營企業500強的利潤總和。政府控制資源的超級能力，雖然使得龐大的經濟建設機器能夠開足馬力，但是也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首先，在政治經濟一體化模式下，政府擁有雄厚經濟資源，而投資又缺乏制約，加上國企的體制性缺陷，這使得投資沖動難以遏制。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在經濟刺激的旗號下出現投資失控，2009和2010年新增銀行貸款18萬億，過度膨脹導致鐵道部和地方融資平台陷入債務困境。這使得中央政策陷入進退兩難境地：緊縮可能導致債務危機爆發，繼續貸款可導致銀行風險失控。
第二，政經一體化模式更大的問題是對法治的破壞。好的市場經濟一定是法治的市場經濟。但在現階段，由於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主要職能，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司法獨立難以維繫。為了GDP政績，地方政府通常對污染問題視而不見甚至充當保護傘。1998年到2002年，中國發生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中國發生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違法犯罪的僅12起；2004年環保部直接處理的重特大突發環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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