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為什麼要改變單一的貨幣政策？
周天勇：在中國，通貨膨脹嚴重時，從來沒有看到過財政使用收縮方式進行宏觀調控的時候。此次應對嚴重的物價上漲，也是貨幣政策單打獨鬥，財政根本不配合和不出力。
單純貨幣政策對中國調控的結果會產生幾個影響，一方面，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時，銀行保國壓民，保工壓服，保大壓小。社會資金全面緊張，導致小企業在社會上的融資利率急劇攀升，甚至大銀行與大企業勾結起來給小企業放高利貸，使小企業大量倒閉，供給萎縮，就業崗位減少。另一方面，如果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資金則主要流向大工業、大項目、大國企，經濟迅速過熱，物價水平被拉起，持續的就業崗位並沒有多少增加，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更加失衡。
因此，目前宏觀調控目標必須以增加就業為目標，從而提高居民收入，以擴張消費需求為重。宏觀調控應該結合財政體制改革，在物價上漲過快時期，要減輕通貨膨脹壓力，建議抑制行政公務消費需求，每年壓縮行政公務支出2%－3%，尤其要壓縮“三公消費”。而貨幣政策調控一定要與銀行體制改革互動，宏觀調控與增加土地供應與改革土地制度結合。
建設創業型國家應升為國家戰略通過鼓勵創業、辦企業增加小老板來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南都：在外部經濟形勢低迷，出口市場萎縮的形勢下，擴內需無疑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另一車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經濟工作會議提到“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前則都是提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該怎麼理解？
周天勇：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我認為主要是針對創業那塊說的，鼓勵創業和發展小微企業。一個小微企業有一兩個老板的話，很快就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
發達國家的小微企業老板基本是中等收入人群。他們比在小微企業打工幹活的人收入高，搞個小微企業，一年收入三四十萬，那就是中等收入了。通過鼓勵創業、辦企業增加小老板來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但中國創業情況並不理想。2010年，每千人口平均擁有企業數量為13.6個，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少一半，比發達國家水平少35個左右。從世界銀行近幾年對中國的客觀調查，中國創業和小企業發展的環境在世界上屬於較差的國家。
南都：擴大中等收入人群規模這一措施，跟普通老百姓關係有多大？
周天勇：關係很大。如果沒人創業，老百姓到哪就業呢？所以，鼓勵創辦微小企業，也能帶動就業，從而增加居民收入。應當將建設創業型國家，發展小企業，上升為最高級別的國家戰略。鼓勵全民創業，以創業增加個體、微型和小企業，從而增加個體、微型和小企業來增加工作崗位和勞動力需求，再增加個體、微型和小企業來擴大服務業，進一步使勞動力較為充分地得到利用，再增加勞動力的收入，從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縮小居民之間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最終取得擴大消費能力，實現投資、生產和消費之間的良性循環。
南都：你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透露了什麼信號？
周天勇：意味著未來或將增加創業方面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比如稅收、行政體制改革、減費等方面。在企業規模上，給企業，特別是給能大量增加就業的小企業減稅，建議增值稅降低到10%，營業稅降低到3%，社保“五險一金”交費率從目前工資總額的50%左右降低到35%。同時要清理一切政府行政和事業機構對其的收費和罰款，從而增加全社會生產和服務的供給水平，平衡需求。重慶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在小微企業扶持方面財政支持力度很大。
國際警鐘促使我國回歸實體經濟要改變單純強調發展房地產業、金融業、資本運營，虛擬經濟要回歸到實業
南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這對於樓市和股市而言，意味著什麼？
周天勇：這與國際形勢變化有關。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以前的產業結構調整有幾種方式，一個調整是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另一個調整就是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從小企業過渡到強調做大做強，從勞動密集型企業過渡到強調技術和資本密集。但是歐債危機後通過和一些國家的對比，像希臘和德國、美國，發現以前的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路是有問題的。問題也出現在中國，中國這麼多年也是在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長三角強調實業向虛擬經濟調整。第二，中國這麼多年來也過分強調大企業做大做強，忽視小企業發展。第三就是許多製造業轉向房地產業，房地產業轉向高利貸、資本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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