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甲契作模式在兩岸交流的發展歷程，有以下幾個特殊的意義：首先，虱目魚是兩岸簽訂ECFA早收清單項目之一，尤其它又是少數農漁產品及所謂“三中”（中南部、中小企業、中下階層）項目，虱目魚輸出中國大陸市場是否成功，在反映ECFA成效上有指標性意義；第二，不同於其他由中國大陸各省領導赴台進行的大規模貿易採購，學甲虱目魚契作是由中國大陸國台辦所直接主導規劃的經濟交易，其成效如何可以作為檢視中國大陸推動“向南移、向下沉”政策的重要觀察指標；第三，學甲虱目魚採購採取前所未見的契作模式，越過在台灣地方擁有一定政經實力的中盤代理商，是否能夠成功備受考驗，但如果它能成功，可望降低過去中國大陸採購南台灣農漁產品的負面效應；最後，學甲及台南地區民眾政治立場以偏綠居多，如果學甲契作模式可以成功，有可能牽動南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傾向。
由於學甲契作模式的特殊性，筆者在商業週刊刊出報道之後，特別到學甲地區進行深入調研，並訪問契作模式幕後幾位重要推手；再經由學甲食品公司安排，與參與契作的養殖漁戶進行座談；其後，再另對十多名養殖漁戶進行電話訪問，以確實瞭解學甲當地養殖漁戶對契作的看法。以下本文試以學甲契作協議經驗為參照，說明南台灣與中國大陸深化交流的幾個可努力的方向。
契作模式主要運作原則及影響
學甲虱目魚契作模式包括許多重要的內涵，其中有些是明訂於契約規範之中，有些則從相關資訊中，可以判定為其重要的運作原則。以下本文參照一些政治經濟的原理，說明學甲契作模式的主要特性，以及對其經濟交換的可能影響。
1.政治促成“協調市場經濟”(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CME)
學甲契作模式由國台辦及台灣地方政界人士協力促成，台灣官方則相對消極①，不過契作模式主體仍是企業與養殖戶之間的交易行為，而且交易的商品最終必須在市場上銷售，政治主要是起了一個頭，之後仍必須受到市場交換規則的約制。學甲契作模式可以歸屬成一種相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協調市場經濟”，其運作主要特性是有些“集體財貨”(collective goods)的提供，包括基礎研究及科技、完整人力資本訓練系統、工業標準、降低財務及投資不確定性和成本的制度設計等等，多藉由組織協調產生，而非放任市場決定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