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失敗搞亂美國外交政策”
幾乎沒有！20世紀美國的情報失敗記錄為人熟知，無須辯解。但是，無論失敗還是成功，在整個大環境下是否重要則是另一個問題。
1967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爆發了“六日戰爭”。美國中情局不僅預測到戰爭將爆發，而且還預測到戰爭的結果。這個功績令人敬佩，以致約翰遜總統邀請為當時的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出席“星期二午餐會”。但是，這一精確情報也同樣未能幫助約翰遜總統防止這場戰爭。這場戰爭最終導致了今天棘手的巴以衝突問題。六年後，美國情報部門也沒有預測到“埃及突襲以色列”。然而，1973年的埃及突襲並不妨礙總統尼克松和國務卿基辛格獲得一系列外交上的重大勝利。他們不僅利用這次衝突鞏固了與以色列的關係，還與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友好關係，相反，蘇聯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美國情報部門也沒有預測到1979年伊朗會爆發革命。但這是由於決策者對伊朗問題的不重視，以及卡特政府內部的嚴重分歧。這使美國在伊朗國王政權危在旦夕之時，仍然猶猶豫豫，難以做出果斷的決定。即使在伊朗數個城市發生動盪之時，卡特政府——仍專注於巴以和平談判與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斯塔革命——仍沒有就伊朗問題召開任何高層決策會議。“我們的決策圈已經超負荷了。”卡特的國安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後來回憶道。
關於另一項政治巨變——蘇聯解體——的不完整的情報分析其實也無關緊要。1980年代，美國對蘇政策起決定性影響的是里根總統的直覺。在里根就任總統最早期，“蘇聯注定失敗”一直是這位美國第40任總統的信念。“俄國人永遠不可能贏得軍備競賽，”里根後來寫道，“我們的開支會永遠超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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