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4月的一天，尹春燕在株洲市新天賓館打牌，田國來發給其底資0.5萬元。2007年8月的一天，田國來為感謝尹春燕對其借款及辦證給予的關照，在尹春燕家裡送給其現金人民幣30萬元。2010年夏天，尹春燕退還人民幣2萬元給田國來。其餘人民幣28.5萬元尹春燕予以收受。
2007年4月，田國來請劉鴻剛幫公司完成攬儲任務，劉鴻剛用房地產擔保公司的1000萬元資金幫保利（株洲）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完成了攬儲任務，公司副總經理彭炎君送給劉鴻剛現金人民幣80萬元，2007年7月，劉鴻剛退還52萬元，對其餘的28萬元予以收受。
此外，兩人還有其他犯罪事實。尹春燕在“雙規”期間的《悔過書》記錄了她犯案的心路歷程：“是有些開發企業送到辦公室或家裡的現金，我確曾收下了。”“在鑽研業務的同時，我逐漸放鬆了對自己廉潔自律方面的警惕……開發企業或其他人有求於我，無非是看重我手上的權力，或是為了貸款，或是為了登記或辦事方便，或是為了讓我幫忙進人或提拔。目的性、功利性一覽無餘。我利用手裡的權力，為他們謀取便利，並收受他們的錢物，已經構成犯罪。”
在二審判決中，尹春燕案維持一審原判，尹春燕被判刑8年；劉鴻剛則因在二審期間檢舉了他人盜竊的犯罪事實，並經查證屬實，有立功表現，由一審判刑5年改判4年。
行政機關出求情函是否會妨礙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尹春燕《悔過書》的末尾，她“懇求組織上充分考慮我的所有積極表現……拉我一把”。
從株洲市房管局的做法來看，該局的確是拉了尹春燕一把：株洲市房管局向法院出具了請求對兩名被告人減輕處罰的函件。
尹春燕、劉鴻剛二審判決書中，“上述事實有下列經過查證屬實的證據證明”列舉的第14個證據是：“請求減輕處罰的函，證明株洲市房產管理局請求法院對二被告人減輕處罰”。
2月16日，中國青年報記者撥通了株洲市房管局局長劉希山的電話，詢問函件的具體內容，他以已經接受過媒體採訪為由，拒絕了採訪。
在湖南本地報紙《長株潭報》上，記者看到了劉希山的回覆。據該報記者稱，劉希山表示：“尹春燕被刑拘，對她來說已經是教育和處罰了，在不違背法律宗旨的前提下，希望法院從輕審判，這符合人之常情。我們是同一個單位的同事，她為自己所犯的錯誤付出了代價，我們盡自己的力量幫她。尹春燕無論在工作態度和工作能力方面，都是佼佼者，她出事，對於單位來說是種損失，從業務方面來說，她是個難得的人才。當然，幫尹春燕求情並不代表對她所犯錯誤的原諒。”
中國青年報記者問：“出具該函件是集體決定還是個人行為？”劉希山說是代表單位的意見。
該案二審審判長歐陽大志也沒有透露該函件具體內容，他表示“找不到了”，記者問將該函列入證據是否合適？他認為，“合理，沒有問題……有這個東西肯定要寫（進去）”，他否認該函件會干涉到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稱兩人被從輕處罰“是因為本身有法定的減輕處罰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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