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說人民幣升值與否這些事情，我們肯定穩穩當當中國自己做，不願意讓人家逼著做。人民幣如果把將匯率降到5，肯定會在中國引起巨大的反應。我是特別主張以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所以我現在新進入的產業，全都是消費為主的產業。說實話目前人民幣升值對聯想集團幾乎沒什麼影響。因為聯想集團既在國內採購向國外賣東西，也在國外採購向國內賣東西。我們還有一個很得力的CFO，所以，我們的外匯挺平衡的。但整個國家肯定受不了。那麼多人靠製造業吃飯，你要愣做，能行嗎，那不是給我們找麻煩嗎？它肯定會激起中國老百姓包括商界人士對外國人的極大反感。誰也不願意被人逼著怎麼樣。
再有一個就是，就中國政府而言，我覺得，中國政府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我不相信政府真的就是沒事兒老要給美國找刺兒。 所以不要總是把我們當假想敵。這也不是我們願意的。
當然我們也犯不上跟人較勁兒。但是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把代表老百姓的這種想法，跟他們講。我覺得他們會很尊重我們的意見，因為我們不代表官方。但你要說的口氣過硬，沒准人家又會覺得我們是不是背後有官方背景。
問：你在跟前財長魯賓等人會面時都提到了黃怒波在冰島購地的事情。這件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嗎？
柳傳志：當然。這也是我們不願意的。我覺得，總體上美國媒體的負責人，特別是像《紐約時報》這類政治類報紙，都對中國不是很有好感。主要還是不了解。
1997年，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來採訪我。那時候聯想在國際上影響很小。他跟高官似的，他把腿這樣翹起來跟我說話。他這麼著跟我說話(做出模仿動作)。所以我馬上也把腿翹起來。這樣大家在一起還談什麼，甭談了。那時候，我覺得這真是一個老帝國主義者的嘴臉，一副瞧不上。他可能沒想到接下來這些年中國的發展還是挺快。
我特別希望媒體能夠多去聽一些中國民間代表的意見。當然，他們可能更聽得進去於民主人權人士的話。其實我有一個觀點我覺得挺重要的。中國是需要改革與改良，把我們的價值觀中一部分和普世價值有矛盾的，逐漸變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這裡面有個逐漸的過程，就跟外匯似的，砰一下擰過來，老百姓接受不了，就會出事。打比方說，我上次在中歐商學院說，歐洲競爭力的衰退是因為過度福利化，這話老百姓肯定不愛聽。我們如果現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贊成高福利、分財產。還保護什麼私人財產，先分完再保護，完全有這種可能。它會一下把中國拉入萬劫不複的場景。
我是特別希望中國的空氣濕潤，也是特別注意老百姓生活的。我還真的是屬於企業家裡面很關心這些問題的人。有些社會學者的觀點，我很能接受。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動，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
問：張維迎教授說過一個觀點，民企到海外投資，一個不利因素是中國在海外的國家形象，它會讓媒體和公眾認為這些企業背後就是國家。你認同嗎？
柳傳志：部分認同。首先因為政治體制的不同，使中國的形象成為異類。這樣即使我們做的同樣的事情，他們也要加以小心。他們覺得，在民主國家，選出來的領導人一般不會作出特別出格的事情，而當不是民主形式的國家做出同樣舉動的時候，他們還是會特別予以小心。
第二，也是由於中國經濟在發展的同時，政治和社會的改革不同步，造成了商業誠信的缺失。西方人的思維本身就會對我們加以小心，加上我們改革又不力，這個時候，往外走的企業就容易遭遇別人的信任危機與誤解。
但我相信像聯想這樣，在併購IBMPC成功之後，能讓海外員工的感覺還特別好，而且越來越好，對改變中國形象雖然起不到大作用，但聚沙成塔，也會有用。當我們的企業真的要去併購國際企業的時候，在達到商業目的的同時，一定要注意企業形象。大家都這麼做，它就會好一些。有的時候大家可能只注意到併購之後如何節約成本，裁掉多少員工，把工廠往中國搬，愣這麼做，就會出問題。
問：你碰到的西方媒體和西方普通人，還會有人認為聯想背後是中國政府嗎？
柳傳志：上次德國《明鏡》周刊的一個記者這樣問過我。他很明確地問我，你們是國有企業，你們會不會做出什麼對客戶有害的決定？我就告訴他說，我們是一個真正的國際化公司。在我們的整個公司股權架構中，大股東占的股份是三分之一，而在大股東裡國有股權也只有三分之。在聯想集團裡，從董事會、管理層到普通員工，任何人都不會相信我們會做任何違背商業道德的事情。當時在場陪著我接受採訪還的有一個聯想集團的歐洲員工，是聯想在歐洲的資深營銷總監，她也覺得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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