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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八駿：香港正處於“承前”向“啟後”轉變的轉折點 |
周八駿：香港正處於“承前”向“啟後”轉變的轉折點，梁振英出任第四任行政長官是適應這一轉變的不二之選
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要以兩條線索來分析：一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一是香港從港英統治向中國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過渡。兩條線索的區別在於，“過渡”在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後就開始，而一國兩制的原則在九七前已提出，實踐則從1997年7月1日開始。
按照我個人觀察，一國兩制的實踐，已經歷兩個階段，現在正處於關鍵的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1997年7月1日至2003年7月1日前後。在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是經濟政治都強調“兩制”而忽略“一國”。然而，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不以任何人主觀願望為轉移，早已開始建立密切聯繫，主要表現在香港和珠三角地區“前店後廠”的分工。這種分工把香港經濟和內地經濟緊緊地連在了一起。這種聯繫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後，在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下，不斷拓展。所以，我們看到2003年7月1號前後，香港社會出現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一方面，對溫總理6月29號在香港主持簽署CEPA，即使是反共媒體，都給予正面評價；但是，緊接著7月1日，圍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爭議，也包括特區政府施政失誤，觸發數十萬人大遊行，喊出“還政於民”的口號。
從此，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實踐進入了第二階段：經濟講“一國”，政治上依然強調“兩制”。一些香港人因為經濟不得不講“一國”，於是，在政治上產生逆反心理，要求加快實行雙普選。這種觀點和情緒，在香港上流社會特別強烈。
但是，隨著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不斷拓展，經濟講“一國”與政治強調“兩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必然地開始向第三階段邁進——承認“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另一方面，香港由港英管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過渡，也開始處於由“承前”向“啟後”轉變。
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到時特區第一個五年，強調平穩過渡，亦即“承前”，盡可能保留九七前的東西不變。從特區第二個五年開始，出現“承前”向“啟後”轉變的跡象，表現在董建華先生推行高官問責制以及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立即激起傳統觀念、利益群體，包括頑固反動勢力的抵制和反對。
曾蔭權上台後，只能“承前”無法“啟後”。但是，香港一定要向“啟後”轉變，因為，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已由經濟、政治都講“兩制”忽略“一國”轉變為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正在朝著承認“兩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要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的目標轉變。所謂“啟後”，就是實現這一目標，開創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紀元。
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就是在這樣一個轉折點上展開的，因此，無論鬥爭還是認識，都表現得特別錯綜複雜。
應該承認，愛國愛港陣營對哪一位候選人更適合在當前條件下出任行政長官的認識遲遲未能統一，也是這次競選特別激烈的一個因素，假如早一點取得統一，所謂建制派的分裂不會到今天這樣嚴重的程度。
的確，在2003年七一後不久，唐英年接替梁錦松出任財政司司長，他是被視為行政長官備用人選。曾蔭權接替了中途離任的董建華，沒有改變唐英年是候任的行政長官人選。在第三屆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一職上，中央啟用唐英年，這個趨勢就更明顯了。問題在於，大家都以為唐英年是下屆行政長官不二人選，對方據此做了策略調整，爭奪曾蔭權之後的管治隊伍。
然而，事實證明，唐英年的政治觀念是模糊的。他在競選最後關頭，實際提出的口號與反對派的政治口號相接近，他和梁振英之間有原則性差別。但這一點在很長時間裡是被掩蓋了的。唐英年之所以在很長時間裡成為一個“眾望所歸”的人選，是政治模糊的結果，這個結果，和出現所謂“建制派”這一新標記是一致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們不願稱自己是“愛國愛港陣營”，稱自己是“建制派”，用這個口號把各種政治勢力以大雜燴形式相包容，同時取消民主派是反對派的提法。
從唐英年是唯一人選，到允許梁振英加入競選，這是一個轉變。但轉變的開頭，還是有優先次序不同：唐是首選。深刻的轉變在於，為什麼會從“梁陪跑”變成“梁平跑”到“梁領跑”，最後“梁上唐下”。在短短兩三個月里發生的這樣的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是香港各種政治力量鬥爭激化的結果。
香港的大財團鼓動有些人出來取代梁，提出“ABC(anyone but CY)”的口號，是企圖製造混亂，干擾中央決定，爭奪香港的管治權。所以，我提出“誰主香港沉浮”？答案必須是國家、是中央。不做到這一點，或者做不到這一點，香港就無法實現真正回歸。
當前，香港正處在“承前”向“啟後”轉變的轉折點上。港英時代的東西，應該保留的保留，應該淘汰的必須淘汰。香港現在深層次矛盾為什麼這麼尖銳？這跟現在台上一些人長期受港英政府訓導、頑固堅持“積極不干預”過時的觀念分不開。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施政的觀念問題。這種觀念的改變，必須有人事上的相應改變。
梁振英在香港本地出生，他的從政經歷緊扣香港回歸祖國的進程，因此，被一些人懷疑有共產黨背景，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西方勢力、傳統既得利益代表，視他為必先除之而後快的對象。
在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過程中，中央下決心選擇梁振英，這種選擇是決斷的。在中央作出了這樣的選擇的之後，唐英年發表了類似於反對派的政治言論。為什麼在競選開始和中間階段，唐英年陣營回避討論政綱？因為，如果那時就把政綱的原則性分歧顯示出來，唐營會失去中央支持。一旦他意識到中央“放棄”他了，他就索性把原則性分歧端出來。於是，在2012年3月16日電視辯論時，唐英年攻擊梁振英主張用暴力對付群眾遊行，並提議縮短商業電台牌照的期限以遏制言論自由。在投票前一天，唐英年公開呼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了關鍵時刻，他與梁振英在愛國情懷和管治方法上有原則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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