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偉星：管治思維需調整，培養代表草根大眾的政治人才
除了剛才提到的分配問題、貧富不均、公眾的質疑和不信任等問題，梁振英還需要重視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裡面主要還是社會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牽涉到社會公正。這麼多年香港經濟一直在增長，但大多數人並沒有得到應有回報，特別是中下階層，這一點和台灣社會相似。中產階級也是一個問題，有利益訴求、向上流動、財富縮水的問題。這些都牽涉到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每況愈下，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在這個基礎上，再往深處挖背後的深層次矛盾，就是現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集團同廣大市民利益差別和衝突越來越大，矛盾越來越激烈。剛回歸的時候還看不太出來，當時中央政府希望利用大財團和商業精英幫助香港進行平衡過度。在香港回歸前和初期，管治人才也多來自商業精英和港英時期的公務員，很少從下層草根中來。後來行政會議吸收了一些民建會和工聯會人士，但是這些人都沒有身居要津，直接參與管治，副局長以上管治人才還是從商業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團中挑選。可想而知，他們的理念和心態和社會大眾的觀感形成很大的落差。這麼大的矛盾怎麼解決？中央政府一定要想清楚。既得利益集團在經濟利益上有收穫，政治權利上也兼得，很多人看不慣。廣大市民會覺得自己既沒有經濟利益，也沒有政治權利，還不能用選票去監督他們，所以很憤怒。這次選舉，市民的參與熱情大大提高了，還沒到2017普選呢，市民的參與程度就這麼高了，可以想像5年以後的情況。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傳統的泛統一戰線思維，一定要有些調整。要想清楚利用、培養什麼樣的管治人才，才能代表大多數市民和草根大眾的訴求，不能同社會現實太脫節，否則香港的管治還會出問題，陷入更傷腦筋的境地。突破管治問題上的怪圈，政制設計上也要創新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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