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議會是歐盟唯一通過歐盟公民直接選舉產生的最民主的機構，但其地位不能與歐盟各成員國的議會對政府的監督權力相比。
歐洲一體化進程，“創設”歐盟各機構的機制及“歐盟機構”相互關係表明，政治實體各機構因為各方的利益和緣由，所以採取了各方均接受的產生機制，或協商，或直接選舉。
而歐盟在各政策領域的表決機制更複雜，比如在稅收、社會保障、外交和防務等事關成員國主權的領域，採取“一致通過”原則，在司法、內政等敏感領域的一些政策以“有效多數制”表決，成員國可以“一票否決”。在2014年開始實施“雙重多數表決制”取代目前的“有效多數表決制”，即有關決議必須至少獲得55%的成員國和65%的歐盟人口的贊同，才算通過。而成員國議會在歐盟決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加大，如果一項歐盟立法草案遭到三分之一成員國議會的反對，將返回歐盟委員會重新考慮。
目前，兩岸交流是“先經濟、後政治”，雖然兩岸經濟的聯繫是兩岸關係必要的條件，並不表明兩岸經濟聯繫一定要達到特定程度的積累，經濟因素不是兩岸政治協商的充分條件，兩岸關係維持在經濟關係範疇是因為兩岸缺乏明確的政治共識及政治解決機制，所以兩岸政治的聯繫建立不起來，迄今為止，未形成讓兩岸同時參加“中央國家機構”的機制。
深化交流、循政治方式與政治途徑解決兩岸政治關係
兩岸關係仍然主要處在經濟關係範疇，兩岸繼續在各領域深化交流，兩岸應該進行開放交流，如果在“國家政治制度”領域展開交流，有利於探索出解決兩岸政治關係的途徑。
關於海峽兩岸政治關係現狀的表述，筆者定義中國是主體統一的“分權政治”社會，主張“主權是現實的國家權力”，“中國主權”是現實的、統一的，不是在象徵意義上，而在法律上、廣義上，（統）治權與主權意涵相同，因此，“中國治權”也應統一。
筆者觀點迥異於認為中國是“兩岸治權分立”或“分裂國家”或“部分分裂國家”的觀點。如果認為“兩岸治權分立”，“中國主權”以海峽為界也分立，那麼，兩岸政治一體化會成為兩個“主權實體”的聯合，在未來可能實現“薄弱的”中央權力。
但在“中國主權”下，有“地方自治”的政治安排空間，兩岸對於“地方自治”均不持異議，因為兩岸的矛盾衝突的具體表現，是“中國代表權”之爭，國家實行何種政治制度之爭，台灣的政治地位之爭。
筆者既認為中國主權統一、不可分割，又認為中國是“分權政治”社會且海峽兩岸為兩種“社會形態”；而中國作為“分權政治”社會的性質就是經濟方式處理兩岸關係局限性的根本原因，所以只有循政治方式與政治途徑才能解決兩岸政治關係。
根據筆者論證，中國作為“分權政治”社會的性質，具備在“中國特色”的民主框架內建立“議會政治”的政治基礎，而兩岸客觀的政治現實也適應這樣的制度基礎。
第一，兩岸政治制度均為“代議制度”，在大陸，是社會主義共和制，稱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立法機構。其代表是由省級“人大”代表“間接選舉”產生，以組成“全國人大”，又由“全國人大”代表“間接選舉”國家主席（指國家元首不由公民直選）。
而在台灣，是資產階級共和制，稱為“議會民主制”，“立法院”的“立法委員”是由台灣地區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也由台灣地區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兩種代議制度建立在不同的政治哲學基礎上，都通過選舉產生權力機關以行使權力。
第二，台灣社會有民主政治訴求，台灣民眾對於“中國主權”以及兩岸關係的未來、台灣的政治地位意見分歧，那麼，“國家政治制度”應該讓台灣民眾、各政黨抒發不同的觀點。
第三，中國以台灣海峽為界是兩種“社會形態”，不可能以單一的、純粹的政治制度實現國家統一。
只有國家統一，中華民族才堅實地崛起，這就要求兩岸在政治上作出妥協，以便“中國特色”的民主吸收“議會政治”，構建中國更具包容性的民主制度，而在社會經濟制度上，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大陸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如何循政治方式與政治途徑解決兩岸政治關係？筆者主張通過“創設”中央國家機構，而不是“改變”現實中央國家機構。而“創設”中央國家機構的機制就是“議會政治”，即“新增的”中央國家機構必須經過兩岸全體人民民主選舉產生，“新增的”中央國家機構與現實中央國家機構相互如何劃分權力，取決於兩岸政治一體化進程的深度。如果兩岸政治一體化為了中國真正的、完全的統一，“新增的”中央國家機構應該是“國家主權”的代表機關，主要負責外交等對外事務，“新增的”中央國家機構與現實中央國家機構共同構成中國“中央權力”。
如果兩岸共同“創設”並且參加“中央國家機構”的運作，並且是通過兩岸均接受的民主機制，就是循政治方式與政治途徑開啟兩岸政治一體化進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4月號，總第1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