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為高福利買單
優厚保障的背後是資金的支持。法國的福利保障一方面由企業和個人繳納，一方面靠公共支出支撐，這兩部分都對法國的經濟造成消極影響。
在企業和個人繳納方面，醫療保險和福利費用等非薪資勞工成本占到總成本的49%，比德國的28%幾乎高一倍，“這直接導致了法國的人力成本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高的”，阿蘭.特拉努瓦說，“這本應該是此次大選最急迫考慮的問題，但是很遺憾，沒有候選人對此寄予重視。”
從1999年至2010年，德國單位勞工成本僅上升2%，而法國的升幅超過20%，這是因為法國通過促使薪資上升以刺激國內需求。2000年，法國每小時的人力成本比德國低8%，而今天則要比德國高出10%，德國聯邦統計局稱，2010年國內時薪平均為29.20歐元，比法國低12%。
這直接造成法國自2000年就開始一直為經常賬戶逆差，而在1990年代一直是保持順差，在法國2011年貿易逆差達到696億歐元，較2010年515億歐元的逆差大幅擴大，為歷史最高值。
歐洲有兩種典型的社會保障模式，一種是俾斯麥創立的德國模式，另一種是英國模式。德國模式以職業義務保險為基礎，只有就業者及其親屬方可享受，資金來源主要為按工資比例計征的分攤金；英國模式則面向全體公民，所需資金來自國家稅收，由國家統一管理，人人均可享受。
法國模式既有德國模式的經驗， 又汲取了英國模式的某些特點，資金部分來自國家稅收，另一部分來自雇主和領薪者繳納的分攤金。
這造成一方面企業和個人的賦稅比例過高，削弱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的熱情。據KP摩根統計，法國對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個人賦稅比例要超過英國、丹麥和瑞典。
法國的大公司在進行產業轉移時呈現出與德國不同的路徑：法國往往將整個生產線轉移至低成本地區，而德國則部分轉移生產鏈，研發、企業策略和高附加值的部門仍留在德國。例如位列世界500強的法國企業施耐德每年僅有8%的營業額發生在法國本土。
埃格特分析稱這與法國的人力成本和賦稅負擔過大有關。而更令他擔憂的是，法國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還要大於這些大企業，“大企業可以通過將業務轉移至國外，或者優化納稅結構相對減少交稅的數額”。
另一方面，在過去35年來，法國從未實現過預算盈餘或平衡。由於在經濟危機期間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預算赤字在近年來飈升至GDP的5.2%。
“這樣的赤字規模由兩方面原因造成，要麼就是稅率過低，要麼是支出過高，但法國稅收水平已經很高，所以問題可能出在支出方面”， 埃格特稱。法國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6%，遠高於OECD國家43%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福利條件最好的瑞典還要高出6個百分點。
OECD就此給出的建議是，法國應該建立一套系統審視公共支出的效率和效果的機制，例如如何保持醫療福利的高水平服務，但同時加強其支出的效率。
一方面是企業賦稅過高，導致競爭力喪失，另一方面又是公共支出高漲，埃格特和特拉努瓦開出了相似的解藥：轉向英國模式，減少企業和個人繳納的負擔，增加對經濟增長影響較小的稅收渠道，“優先考慮環境稅和財產稅，增值稅次之”， 埃格特建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