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指出的那樣，這一原理適用於加速軍用供給更換周期。同樣，政府決定發行債券，然後購買目前租賃的空間，將會改善政府的財務狀況，只要債券利率低於租金和建造價值的比率，而在一個政府借貸成本低於2%的世界，這幾乎是一定可以實現的。
這些例子正是應該開始的地方，因為它們涉及到影響政府決策的因素，政府憑借這些決策，利用其信貸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本質上講對等的一系列服務。當相應的真實回報遠高於零時，如果沒有那麼多公共投資項目，將是不可思議的。試想一下，如果通過擴張經濟容量或者提升創新能力，在GDP增長的基礎上1美元每年能帶來4%的收益。一個項目每年將至少為政府帶來1%的收益，收益率主要取決於項目所在位置。在任何實際利率都低於1%的情況下，就算不計入任何凱恩斯效應，這些項目本身就已經是盈利的。
這一邏輯暗示，那些被認為是避險天堂的、可以以極低利率發行長期債券的國家應當立即抓住這一優勢。這一觀點應該和那些對債務危機最擔憂的人分享，因為對未來借貸能力的擔憂越強，眼下進行長期借貸的可能性越大。
這樣的問題仍然存在，即更多的借貸是否會增加對政府信譽度的焦慮，只要將所得資金用於減少未來支出或者提高未來收入上，就不會。
任何一位理性的商業領導人都會用抽出片刻去將短債轉換為長債。工業化國家的政府也當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