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博東兄的學術成果並沒有完全體現在這部文集之中,如他對於台灣歷史文化,特別是對近代台灣省籍著名反割台愛國抗日志士丘逢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二十多年前他與人合著的大陸出版的第一部《丘逢甲傳》，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這部傳記已先後在海峽兩岸出版了四種版本，博東教授也因此被兩岸史學界公認為丘逢甲研究專家。此外，博東兄還是兩岸民間交流的重要平台——“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大陸方面的發起人，他對於客家學的研究以及推動兩岸客家交流方面也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文集中這些內容並沒有能完整地反映出來。
博東兄作為一名民間學者，能夠在大陸台灣研究界占有一席之地，並成為一方領軍人物，是很不容易的。眾所周知，台灣研究具有很強的特殊性，是一項政策性、理論性、實踐性很強的工作，特別是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資料收集有很大的困難度和局限性。因此，要想在台灣研究領域取得成就，沒有一點犧牲奉獻精神是很難的。博東兄卻知難而上，選擇台灣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志業，並始終堅持不懈，孜孜以求，終有所成，這種毅力和精神確實令人感佩。而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他一手創建的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大陸涉台研究的重鎮，一批頗具潛力的年輕研究人才已經開始嶄露頭角。博東教授退休之後仍然十分活躍，頻繁出席各種會議，接受媒體採訪，筆耕不輟，我注意到文集中有不少文章都是在他2008年退休之後完成的。我們衷心希望，博東兄能夠永葆學術青春，為台灣研究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是為之序。
（本文作者張銘清係國台辦前主任助理兼新聞局局長，現任海協會副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