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現行的財政稅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調整？
周天勇：我認為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不應當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適。如果起徵點提到一萬元，這會導致很多在這個標準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稅，這對農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要交稅，所以最終反而會提高基尼系數。
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建立橢圓形的社會結構非常必要，但並非是通過稅收，而是要鼓勵創業，建立公平的創業環境。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中小型私人企業數量非常多，不僅解決了就業問題，而且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級，因此我們要向東亞和美國模式學習。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的構成主體，是中小微企業家，而不是上班的白領們。
另外要開征房產稅，造成兩極分化的一個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財政。從農民手里成本較小地徵地後，政府一畝地甚至賣100萬—200萬元，但農民得到的財產利益轉移非常少，這其實是在剝奪農民利益，是不合理的制度。
房產以高價賣出，土地出讓金非常高昂，而最終支付這部分錢的人群是沒有財產要買房子的人，並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繳清。從增值方面講，假如10年前買了房產，現在升值了，但是增值的這部分不用交稅，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應該將土地出讓金制度廢掉，改成房產稅和土地交易增值稅，對買了財產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徵稅。
記者：健全社會保障也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這方面你有什麼好的建議？
周天勇：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非常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會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這些需要盡快建立起來。
但是住房方面，我反對大規模地建設廉租房、將25%甚至將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來的想法。在我國人均GDP僅5400美元的情況下，政府部門要把教育、衛生、養老、住房全部負責，除了像新加坡這種小國家能夠實現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國的政府部門都承擔不起。美國經濟比我們發達，但美國並沒有大規模建設廉租房，只是允許低收入人可以貸款買房，最後都導致了次貸危機。而且現在美國養老金面臨巨額的虧空，再把住房問題攬下來，對美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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