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日本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進入“失去”時代以來，其政治精英日益退化，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首相七年七換，由於現任首相野田佳彥此前已經承諾提前大選，所以日本即將出現“七年八相”的罕見局面。日本政治精英的退化和其權力世襲（通過民主的形式獲得合法性）、政治集團的封閉有關。但精英退化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政治能力和智慧的喪失。
2011年大地震混亂和糟糕的救援就是一例。時任首相菅直人竟由於瞎指揮導致第1核反應堆氫氣爆炸而被東京地方檢察院刑事立案。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日本改變策略，錯誤甚至愚蠢的升級釣魚島衝突就不難理解了。另外正是由於中央政府的無能，也才給地方政治人物嶄露頭角的機會。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會出現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可以製造“購買”釣魚島風波的原因。
第三，日本誤判中國國內和國際形勢，認為有機可乘。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已進入到中等收入發展階段，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的任務都是十分艱巨，更加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內部矛盾也十分的突出。任何一個國家處於這個階段，自然是不願意在外交上再生事端。此外，中國的人均GDP雖然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但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增長潛力依然驚人。為此，美國已把中國做為頭號競爭對手，高調宣布重返亞太，插手南海爭端，支持越南和菲律賓牽制中國。日本此時動手，大有搭順風車、火中取栗之意。
當然釣魚島海域發現豐富的油氣儲藏，也是令資源短缺的日本失了方寸的原因之一。不過面對中國的強硬和靈活的應對手法，日本顯然是打錯了如意算盤。2010年在釣魚島區域發生中日漁船相撞事件，日本將人帶船扣留。但最終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壓力下——溫總理強硬要求“立即無條件放人”、中斷稀土出口、取消旅行團——當然也包括扣留四名擅自闖入中國軍事區的日本人，迫使日本無條件放人放船。
而這一次，大陸的釣魚船沒有按計劃前行，而是由香港——而且也同樣是民間——站在第一線，更是高明的手法。香港做為中國的特區，既代表中國，但也有其特殊性。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香港有獨自決定和行動的權力。香港保釣船的行動，日本無法指責是中國指派，也不能把衝突升級的責任推向中國。但衝突發生之後，日本面對的卻又不是香港而是中國。產生的實際效果卻又完全相同。這一次本來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保釣組織相約一起行動，但大陸無需站在第一線就可達到目的、台灣無力得罪日本的情況下，最終只有香港保釣船出發。不過，香港之例也值得台灣借鑒，在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時候，如南海爭端，台灣同樣也可以發揮類似於香港的作用。畢竟由台灣出面，不僅令美國無法插手，而由於大陸的存在，也沒有哪個國家敢對台灣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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