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正如上文所言，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階段，和所有的國家一樣，這一時期往往是社會矛盾叢生、衝突頻發。更重要的是，中國舊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被否定後，新的價值觀仍處於成形期，在凝聚社會共識方面尚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效能。再加上中華民族不團結的國民性，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實是要大於其他國家。然而此時日本在釣魚島誤判，一再採取激化矛盾的做法卻成為中國凝聚共識外部因素。特別是此時的中國已經有充足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來應對，並屢屢在中日博弈下占據上風，更是贏得海內外中國人的支持和認同。這和藏獨、台獨、疆獨的效果是同樣的。這些分裂勢力的存在雖然對國家的統一形成挑戰，但也成為中國團結一心的催化劑。這恐怕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講的：國無外患，必有內憂之意吧。
最後，釣魚島衝突也為中國的統一、特別是心理上的統一提供了推動力。香港回歸之後，認同中國人的比率在2008年奧運會和汶川地震之時達到最高，隨後便逐漸下降。這其中的原因有雙方制度不同、大陸現在所處發展階段、西方的滲透（美國民主基金會每年用於香港的撥款高達數十萬美元）。當然，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的雙方缺乏“共同的歷史記憶”（其實一起歷史事件的認知不同恐怕並不能得出這個結論）。釣魚島爭端的出現，不僅有助於“共同的歷史記憶”的建立，更令香港和內地同仇敵愾，雙方也產生了和衷共濟、命運共同體的依賴感。特別是14名來自香港的中國人被日本扣留後，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也使得港人意識到中國的強大。應該說，這才是最好的國民教育。釣魚島爭端顯然並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這種國民教育將會一再發揮其功效。
台灣和香港類似，但更為複雜。自李登輝借民主化之機推行台獨之後，在國家、民族認同方面，兩岸漸行漸遠。國民黨雖然於2008年重新贏得執政權，但要改變現狀也絕非一日之功。更何況雙方也同樣存在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缺乏共同歷史記憶的問題。但日本在釣魚島做文章，卻激發了兩岸超越分歧、共同面對。
上個月（即7月4日）來自台灣的“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成員黃錫麟等三人，搭船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台“海巡署”派5艘艦艇護航，但在距釣魚島0.8海裡處，三人升起一面中國大陸的五星紅旗對著釣魚島揮舞。此舉自然在台灣引發了爭議。而黃錫麟的解釋：“出發太倉促，忘記 帶‘中華民國國旗’，只好丟五星紅旗。”
其實沒有人會相信他的這一番解釋，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大陸的強大，也只有大陸才敢於對日本叫板、反擊日本的挑釁，有能力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保釣之爭，不僅僅是重新喚醒兩岸的中華意識，更是對大陸向心力的一種轉移。這一次香港保釣人士被捕，不僅大陸外交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立即放人，台灣“外交部”以及領導人馬英九也都要求“日本馬上放人放人”。香港特首梁振英更是直接召見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除重申釣魚島和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更要求日方迅速放人。大陸、香港、台灣步調立場一致對外，共同捍衛國家利益和百姓權益，其效應絕非一個釣魚島爭端所能涵蓋。
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領土爭端的最終解決還是憑借實力（釣魚島僵持局面也是中日雙方實力的寫照）。釣魚島爭端是中國崛起的推動力，是海內外華人拋棄分歧凝聚在一起的催化劑，是幫助中國度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因素。只要中國完成現代化，國家實現統一，釣魚島何愁不會回到祖國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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