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通報行為於法無據
“公民享有受到社會正當評價的基本權利，不能因為一點小錯或過失就要承擔有損個人尊嚴的後果。”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祝捷認為，很多輕微的交通違法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講屬於公民個人隱私範疇，只要沒有損害國家或公共利益，任何人不能採取任何方式侵害隱私權。
祝捷指出，這種動不動就抄告單位或社區的做法，反映了行政機關的執法思維方式還停留在“舊單位”時期，沒能適應新的社會轉型期的要求——現在很多人都是“社會人”，並沒有一個單位依附。
“法治社會最重要的是對個人的尊重，把個人權利放在首位，按照法律規定對個人進行處罰就行了。現在還採取‘讓大家嘲笑、社會批判’的方式，只能說是舊思維傳統在作怪。”祝捷說。
那麼，這種將個人交通違法行為抄告單位或社區的做法，是否於法有據？
在祝捷看來，武漢市這一新規中更類似於“一種新的處罰”或“一種新的送達方式”。
“作為一種新的處罰，那要考慮武漢市政府的文件或規章是否有權設定。從現有規定來看，武漢市的行政規章只能設定一定數額的罰款。”祝捷指出，作為一種新的送達方式，則只能歸到“公告送達”類，而我國行政處罰法對“公告送達”是有嚴格限定的，除非不能直接、郵寄或留置送達時才能採取。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孫麗娟則認為，新規定執行起來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無形之中會增加很多行政成本；此外，新規執行若沒有強制措施，也許短時期內有效，但難以堅持下去。
“不要總用堵的方法，要多用鼓勵、引導的方式來達到最終的目的。”祝捷建議，有關政府部門應更多考慮，行為人為什麼會違法，盡量減少“迫不得已的違法”才是正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