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涉及制度設計者和執行者本身的利益。“如果確實有貪腐問題的官員，是不願意申報和公開其財產的。這些人會反對和施壓。”姜明安說。
“一旦將官員財產向社會公開，如果官員和老百姓的收入差距過大，是否會帶來負面影響，引起社會不穩定？”姜明安表示，高層領導在考慮是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這項制度時，會擔心社會風險問題。
同時，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還需要社會誠信體系、信息統計體系、實名制財政體系、預防資金外逃等制度和技術條件。
2011年6月22日，中央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對於財產申報制度，我們感到有兩個方面的條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會的誠信體系，二是信息統計體系。沒有這兩個體系的建立，我想，這項制度實行起來是比較難的。”
“擬提拔官員”能否成為改革突破口
儘管基層政府無法承載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全部重量，但是基層探索仍然值得鼓勵和期待，這是公眾和專家的一致聲音。
“這項制度試點覆蓋面廣，從西部偏遠地區到東南沿海發達省份，從縣級市到省會城市，都有所突破，這說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呂品說。
基層探索也是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試錯”的過程。在姜明安看來，“這種探索可以發現問題和困難，哪怕失敗了，還可以總結教訓。”
呂品也表示，降低制度風險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在局部範圍內進行試驗，“給這項反腐制度培育及規則的生成提供必需的時間”。
從目前官員財產公開實踐來看，申報對象大多集中在科級以及縣處級幹部。因而，有觀點認為，申報對象“起點不高”，基層政府的改革價值並不大。
然而，一些專家則表示，在一個縣市區，把科級幹部納入財產公示的範圍很有必要。“因為對老百姓而言，科級幹部已經是很大的官了。他們不一定能見到部長，卻能發現基層幹部的腐敗行為。”姜明安說。
他還提出，官員財產公開的對象，不能一刀切。“比如說，在中央或者省裡，一個處級單位，加上處級幹部就兩三個人，那就沒必要直接向社會公開了。但是在縣市區，處級幹部就是很大的官員，而且掌握著很大權力，那就應該在公開範圍之內。”
一些基層政府初次試水官員財產申報公開，選擇將擬提拔官員作為公開對象，如湖南瀏陽、江蘇淮安等地。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擬提拔官員”是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突破口。
“先通過‘增量’改革來發展和完善新制度，隨著‘增量’改革的積累，為‘存量’的最終改革創造條件。‘新提拔幹部’是‘增量’，從‘增量’改革更易於起步，避免了對舊體制核心的直接衝擊，從而極大減少了改革成本，最大限度地挖掘體制內部的積極因素，也更容易實現突破。”呂品說。
今年5月，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就曾提出，要進行領導幹部個人財產申報試點。
廣東省紀委的表態，引發公眾和專家期待：廣東省此次官員財產申報公開探索，是否不再局限於縣市級試點，而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力求實現上層的設計與推動，突破制度瓶頸。
姜明安表示，相比於縣市區，在省級範圍內試驗，才可以發現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究竟需要什麼條件，“現在總說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的條件不成熟，那麼就應該看什麼條件不成熟，還是說‘不成熟’只是托詞。如果不這樣，有可能過了10年甚至20年，還是會說條件不成熟。”
同時，廣東省還提出了出台地方性法規的改革訴求。有時政評論者認為，在全國性立法陷入僵局的情況下，省級法規如能生效，無疑具有開創性意義。
姜明安還提出，除了可以在省級範圍內探索，也可以選擇在一些部委試點，“比如，可以讓紀委或者檢察院、法院等系統率先試點財產申報公開制度。”
“我們不應該等條件百分之百成熟了，再去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而是應該在探索中逐漸去成熟條件。這就像一個人學游泳，站在岸上都要‘廢掉了’，還是擔心條件不成熟，不願下水。只有在水裡撲騰幾下，才能學會游泳。”姜明安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