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區二：中國和平崛起要靠對話、協商與合作，而非衝突、對抗與鬥爭
許多人認為，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就必須靠對話、協商與合作，而如果我們面對衝突採用對抗和鬥爭的手段，那麼我們的“和平崛起”就不攻自破了。事實上，世界上總是充滿矛盾的，而有矛盾就有鬥爭。中國作為十億級人口國家的崛起，必然給現有國際體系和格局帶來巨大衝擊，引起西方乃至周邊國家的疑慮和不安。對此，我們強調要通過協商與對話來消除誤解，通過合作來推動共同發展，但是面對咄咄逼人的對手，我們也要進行必要的針鋒相對鬥爭，甚至要拉開進行對抗的架勢，以矯枉過正的方式促壓對話和匡正合作。
第一，國家間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矛盾就必然有鬥爭。①歷史以來，以革命的兩手對反革命的兩手、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一直是我們政治軍事鬥爭活的靈魂。新中國60年歷史經驗表明，適當的鬥爭往往能有效拓展戰略空間和增強戰略主動權，一味的妥協與退讓反而乞求不到應有的和解與合作。因此，中國和平崛起既要靠對話、協商與合作，也要靠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有時，為了實現更好的合作，要敢於直面衝突與對抗，以鬥爭促合作，以鬥爭防分裂。事實證明，雨過之後往往是彩虹。通過鬥爭來釋放彼此利益衝突的壓力，往往會帶來兩國關係一段時期的舒緩。
第二，外交的科學內涵是合作與鬥爭，其實質是“文打”。1949年11月，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指出：“外交工作有兩個方面：一面是聯合，一面是鬥爭。”“外交同軍事一樣，外交不過是‘文打’而已。”②可見，外交並不只是講妥協，也要講鬥爭甚至對抗與衝突。但也有人認為，隨著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中國與對手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國有求於西方多於西方有求於我們，且西強東弱，我們鬥爭缺乏資本。實際上，各國依據自身資源稟賦都有一定戰略籌碼，只是數量和權重不同。而且，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和融入世界的力度加大，中國牽制對手的抓手和討價還價的籌碼不是少了而是越來越多了。比如，針對2010年年初美國售台武器，中國政府採取了四項反制措施，收到較好效果。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後，為迫使日本釋放被抓我方船員，中國政府接連出台一系列反制措施，中斷省部級以上官員高層交流、暫停稀土出口、派遣海監船在相關海域加強執法活動、向春曉油氣田運送作業器材等，給日方造成巨大政治經濟壓力，迫使日本很快做出妥協，回到兩國關係總體合作穩定的正軌。
第三，中國正進入非和非戰的摩擦崛起階段，只有堅持必要的鬥爭與對抗，才能充分顯示中國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決心與能力，迫使對方收斂。自改革開放以來，如果畫一個以時間為橫軸，以國際摩擦為縱坐標的示意圖，中國作為大國興起預計將經歷三個重要歷史階段：一是20世紀最後20年，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準備期，國際摩擦處於隱性的階段；二是中國作為大國快速崛起、國際摩擦日益顯性的時期，大概也將經歷20餘年的時間；三是中國作為新的大國被接納並達致新的國際均衡的時期，這將是20餘年後的事情了。③目前，中國正進入至少長達20年的國際摩擦期，而這種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戰術性的，而是戰略性的。鑒於此，我們一方面需要通過對話交流化解國際上的敵意，但同時也要注意在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堅持原則，寸步不讓，針鋒相對，敢於鬥爭，“該出手時就出手”。鄧小平就非常重視鬥爭策略的運用。1984年10月，他在談論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台灣問題上曾旗幟鮮明地指出：“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④這句話對於指導我們整體外交上也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總之，我們強調以兩手對兩手，反對一味地、片面地強調以對話、協商和合作來實現國家和平崛起的理想觀念與簡單做法，因為那樣不僅會束縛住我們的思想和手腳，使我們喪失鬥爭的意志和方略，而且也將使中國和平崛起的道路越走越窄。
誤區三：中國和平崛起重要的是國內穩定，“穩定壓倒一切”
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一個重要前提和著眼點是國內穩定。毫無疑問，家和萬事興。但是，我們同時也要避免為保持國內穩定而對外消極作為的傾向，謹防以對內維穩為名而放棄對外維權的做法。
第一，中國和平崛起要避免“守內虛外”的戰略佈局。當前中國國家發展既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也處於改革開放的攻堅期和社會矛盾積累的凸顯期。在這樣一種特殊的階段，我們更要把握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處理好二者間的互動。其中，要避免的一個重要的誤區是為不惜代價保守國內穩定，而重蹈歷史上“守內虛外”戰略覆轍。該戰略原則始於北宋初年。當時，宋太宗曾對近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宋太宗認為國內內部矛盾“奸邪無狀”，各種矛盾的激化，必然引起內亂，從而危及政權的穩定。因此，軍事上“守內虛外”便成為北宋戰略佈局的基本原則。“守內虛外”使北宋統治集團杜絕了分裂割據，但也造成了北宋王朝內部的積弱和對外的軟弱。正是在這種原則指導下，宋真宗在澶州打了勝仗，卻心甘情願地與遼國簽署了以歲貢買和平的“澶淵之盟”。北宋這種戰略原則並非絕響，在以後的中國歷史上不時引起回聲。比如，慈禧太后出錢買太平，為了維持滿清政府搖搖欲墜的統治，提出國土“甯予外人，不與家奴”；國民政府時期的蔣介石，在東北淪陷、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際，不顧中華民族的存亡繼絕，一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堅持先剿共後抗日。即使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後，他仍然念念不忘反共，甚至假借抗日名義進行剿共。客觀上講，對於後發國家來說，在處理外部問題時，首先保證內部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團結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們也看到，對內消極地保穩定，對外放棄捍衛國家利益機會，乃是戰略上的大忌，這種做法從長遠看得不償失。
第二，中國國內穩定可以通過國際作為來實現。對於中國來說，我們要懂得實現國內穩定有兩個管道，一個是國內管道，一個是國際管道。前一個管道主要靠國家疏導，後一個管道主要靠國家對外積極的作為。現實主義理論大師摩根索曾指出：“人民與他們的政府的行動和目標——當然，特別是在外交事務上——認同得越緊密，國民士氣高漲的機會則越多，反之亦然。”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最有可能引導國民支持其國際目標和政策。所謂代表民意主要是指將人民心中的意願和志向轉變為國際目標和政策的能力。⑤在全球化的時代，民族主義作為它的一種反力量時時高漲。對此，我們應該善於引導這股國家力量的潛流支持國家內部發展和外部利益維護與拓展。比如，在遇到中外矛盾時，要善於駕馭國內輿論和壓力，在媒體上做適當宣傳展示強硬姿態，或採取有力有利有節的維權鬥爭，一方面可釋放民族主義情緒，同時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作為外交的砝碼，加大迴旋餘地，同時對外展示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決心，以及顯示我們國家利益底線。毫無疑問，民族主義好比一把雙刃劍，善禦者自強，不善禦者自傷。這其中關鍵要把握好適度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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